商幫在我國古代已有之，但是受到古代農業社會主流的“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商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商人排在最后。

直至明清，商幫才逐漸開始興盛。

商幫的形成商朝初現商業繁榮，《詩經·商頌》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周朝初年，這些經商做生意的人被稱為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會普遍不受尊重，即便是幫助越王勾踐完成復國大業的范蠡、孔子賢能的徒弟子貢，后人尊敬他們也不是因為其經商的能力。

范蠡是“從政轉商”的典范，且行善天下;子貢兼得學識、德行和商業頭腦。

兩人都兼具智慧創新的精神、雄厚的財力于一身。

古代治安不靖，遇到突發事件，商人往往血本無歸，出于安全的考慮，商人往往會以同鄉之誼結成商幫。

一個地區的從商之人聯合起來，抱團取暖，在夾縫中求得生存。

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陜西商幫，后來的閩、粵商幫，最后逐漸發展成為徽、晉、陜、魯、閩、粵、寧波、洞庭、江右、龍游等中國十大商幫。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晉商。

商幫之中以晉商(山西商人)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

很多人對山西的印象僅限于“煤”，同樣，對晉商的印象也僅限于票號、喬家大院等某個片段。

其實，晉商歷史源遠流長，古人用“猗頓之富”形容某人富可敵國，這位猗頓即春秋時一位赫赫有名的晉商，其財富甚至超過“財神”陶朱公。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彠(huò)也是隋唐時一位赫赫有名的晉商，同時他也是唐朝開國元勛之一，位列二等“太原元謀勛效功臣”，是武德皇帝李淵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武則天能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離不開這位商人父親的鼎力支持。

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于明朝，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發展到鼎盛。

晉商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綿延繁榮了500多年，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

其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日本、東南亞、俄羅斯、阿拉伯國家和歐洲，堪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葉，晉商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商業向金融業發展。

咸同(1851—1874年)時期，山西票號幾乎壟斷全國的匯兌業務，并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

從晉商中產生的金融機構票號，執晚清中國金融牛耳百余年，號稱“匯通天下”。

直至民國時期，晉商才被寧波幫后來居上，取而代之。

晉商規模之大，延綿時間之長，經商領域之廣，源于其獨特的經商秘訣：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緣關系為紐帶，凝聚本幫商人的向心力，用傳統道德規范經商的行為，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護本幫的經商活動;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關鍵的，就是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學而優則賈。

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高中進士后依然棄官從商的案例。

晉商領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翹，光緒年間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舉人，不久又考中進士，但他依然將精力放在創辦現代化工廠上，創辦的雙福火柴廠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仍在生產著火柴。

一批又一批最優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晉商的事業持續百年。

學而優則賈的理念深深隱藏在晉商的心中，融化在他們的血液中。

正因為如此，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高于其他商幫，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

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使得財富得以傳承。

從“晉商”到“皇商”雖不乏巨賈大富，但晉商始終寥若晨星。

直至明清，晉商憑借天時、地利、人和才開始了集體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對立，興建九邊重鎮，常駐軍隊高達36萬，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消費區。

山西商人憑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擁而至，做起販運各種貨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閩粵，著實發了一筆戰爭財。

與此同時，他們還越過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東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峽，馳騁于亞歐市場，真可謂“凡有麻雀飛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