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和西方實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其政治生態除了具有與西方一些相同的地方之外，也有一些獨特性，這些獨特性更需要把握。

　　首先，在資本與政治方面，相同的地方是資本都通過輿論來影響，這是相同的，但中國的資本不具體直接參與政治的能力，即使這些人成為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無濟于事，中國的資本于政治，主要表現為兩大方面，一方面通過政治賄賂從政治權力中尋求好處，最常見的是獲得更便宜的土地，更低的稅收，更多的政策補貼等。

另外一方面則是通過影響產業政策獲利，比如中國的房地產商，一般將自己的部分利益輸送給一些自己領域的專家，然后通過這些專家來影響政策，中國是一個特別注重專家決策的國家，任何政策的出臺都有一系列的專家論證會，而這些專家的偏見，很容易成為決策者的成見，最終導致政策的扭曲，這一點在中國的房地產領域非常明顯。

　　其次，在政治派系方面，由于中國實行一黨執政，但一黨內部往往會形成不同的派別，當然這些派別主要是歷史上形成的，因為歷史上黨的領導人權力過大，容易導致整個黨出現方向的偏轉，這種偏轉曾經出現過左，也出現過右，中國這種變動并不頻繁，但一旦被定為左或是右的錯誤后，就意味著一部分人要出局，中國的“極左”和“極右”勢力都是在這樣的政治過程中產生的，文革的結束導致民間出現了“極左”，而八十年代末資本階級自由化定為錯誤傾后，從中分離出來的人又形成了中國的“極右”群體，這兩個群體仍影響很大。

　　中國和西方相同的都是在野的群體都對當局進行不懷好意的誘錯式批判，其目的就是讓當局犯錯誤，或是當局正確的決策得以實行，從而讓自己獲得執政機會。

　　西方是輪流執政，失去的權利很快會奪回來，因此不會產生太大的政治仇恨，而中國則不同，在中國一個群體一旦被定為錯誤，也就永遠失去了權力，因此從原有政治體系中分離出來的群體，對執政者都抱有仇恨，中國反對者對當局的仇恨比西方更深，這是他們進行反對的感情基礎。

　　第三，在政治與知識界的互動方面，執政者容易受到知識輿論界的影響，是相同的，但　　中國與西方也很大不同，在西方學術權威往往是有真才實學的人，而在中國則不同，中國則是與政治體系關系最緊密的人，也就是跟領導“做過參謀”的人，這些人可能在學術界被斥為九流學者，但因為其與政治關系緊密，而受媒體追捧，而那些與沒有中南海工作經歷的學者，縱使學問多高，也成不了學術領袖。

中國的學術領袖是媒體給的，而非學術同行給的。

　　然而真正的參謀其實并不愿意與媒體打交道，他們也沒時間與媒體打交道，比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等是中國最高的經濟參謀機構，比社科院、國研中心要重要的多，但大部分中國人都說不出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任的名字，這些人并不喜歡與媒體打交道，那些喜歡追逐媒體的往往是那些已經退出的，或是從政治體系中分離出來的人，這些人在野，但又具備在朝的經驗，所有特別受媒體歡迎，因此這些人往往主導著中國的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