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教科書中被稱作“無惡不作、淌著鮮血”的資本，在西方的論述中恰恰是推動世界進步的力量。

這可能可以從一個維度解釋為什么中國沒有誕生資本主義。

因為中國志不在此，它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于產生。

這并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小氣度，而是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大積淀。

先不論這種積淀的好壞是非，但正是這樣的積淀決定了中國政治與西方政治在資本狀態下的最大區別，也構成了中國商人和西方商人在資本意義上的分水嶺。

雖然中國民間的自由貿易非常發達，但是國家卻牢牢把控著產業的頂層。

在這樣的環境下，商人想要賺錢，一定要精準定位自己與政治的關系，但與政治的關系又容易使自己陷入險境，這就是在以生命為代價從事暴力掠奪的收益。

因果互輔，尋租空間、官商勾結及缺乏契約精神的政府又使特許經營更加根深蒂固地成為中國特色商業環境。

中國特色的商業環境又造就了商人的經典型生存，以求在詭譎莫測的洪波中順勢而起且保長盛，而長盛卻與環境相悖。

以商致富，以宦貴之——中國商人通過賄賂官員或者培養自己的子孫投身政治，從而獲得政治的“保護傘”。

因此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商人始終不曾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

  以末聚財，用本守之——商人從事工商業積累財富，然后購買土地以保住財富。

土地隨之成為避險性投資，也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了類貨幣性質。

  奢侈斗富，不過三代——由于特許經營權的不確定性，中國商人將自己的大部分財富投放在消費領域以獲取現世享樂。

于是商人不但沒有獲得被尊重的社會地位，而且其調節經濟的作用亦無用武之地。

這與西方國家“政府不是創造財富的工具，而僅僅有分配財富的權力”的理念截然不同。

令人唏噓的是，中國的思想界幾乎未反思為何從不給予中國商人一個正當地位。

今天，中國已然步入現代文明，但不可否認的是，經典卻不正常的中國式商業環境仍然繼續沿襲。

在當下這一中國私人資本集團最為蓬勃的歷史點，商人仍然缺少階層認同感，國家仍然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我們仍然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中國商人如何在現代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獲得并保全自己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