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聯合創始人 小米電視負責人王川導語：推出一款電視產品需要多久？傳統企業只要三個月，而小米至少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還只計算了硬件設計與生產的部分，如果算上軟件層面的設計與驗證，整個周期還要加倍。

而在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中，王川始終扮演著舵手般的角色。

他性格中的創新和保守一面，他對設計的理解和對風險的控制，也逐漸烙印在小米電視之中。

沒有王川，就沒有小米電視。

最初想到要做電視的就是王川，盡管當時他和他帶領的多看團隊還沒有正式加入小米，但早已是雷軍系的成員。

王川和雷軍是多年好友，兩個人在不同場合都重復過一句話，雷軍曾對王川說：你干什么我都支持。

然而小米決心投入電視，絕不會基于個人情誼。

雖然王川并不出身于電視行業，他的幾次創業大多與交互設計、用戶體驗有關，而他也不能算什么硬件外行人，過去的幾年里，王川也帶領團隊做過機頂盒甚至有和傳統電視企業合作的先例，甚至依靠獨立探索為多款其他廠家的硬件產品推出相應的第三方操作系統。

每每講到自己的設計，王川的得意之情總是溢于言表，及至興奮之處，王川會隨手抓起一根油性筆，在身后的白板上畫起結構圖來。

作為一個億萬身家的連續創業者，王川說自己之所以還在艱苦工作，已經不是為錢而是一種實現理想的過程。

他這么描述小米的團隊，“我們崇拜喬布斯，沒有他我們的生活就少了很多樂趣和色彩，如果有機會做到蘋果的一部分，我們這輩子都值得了”。

跨界設計王川很難被簡單定義。

大學畢業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自己的創業生涯。

從那時起到現在，王川一共有過四次創業經歷，開始是展會搭建設計，其后是卡拉OK點播系統雷石，隨之是多看閱讀，而最近的一次就是小米電視。

在這幾個看來迥異的領域中，設計是一個共同的部分。

當年有次做展會，王川請了很多設計公司、拿了40多套展臺方案，仍然沒有滿意的作品。

于是王川決定自己干，但是手下的設計師卻推說：我學的是平面設計，而不是裝潢設計。

聽到這句話，王川回答：“明天早上咱倆一起干，我說啥你做啥”。

就這樣，最終王川拿出了一個自己的方案。

“布展那天，設計那兄弟跟打了嗎啡一樣在我們公司蹦達，我說你怎么了，他說哎呀咱們那個展臺太棒了，所有設計師都跑這來照相，問咱們這個是誰設計的”，王川說第二年甚至有裝修公司賠錢上門尋求合作。

對于一個沒學過設計的程序員來說，這是個頗能表現“自負”一面的往事，而王川的總結是：其實人人都是設計師，你不要局限自己。

從展臺到小米電視的路程中，一個叫克拉尼的人，給了王川很大的啟發。

克拉尼(Luigi Colani)是一位優秀、特立獨行的工業設計師，他利用曲線勾畫出獨特的生態形狀，并將它們廣泛地應用于圓珠筆、時裝、汽車、建筑和工藝品設計當中。

雷石曾經與克拉尼有過合作，王川也得以與這位大師有過深入交流。

王川記得當時有人問克拉尼為什么能成為跨界設計師，克拉尼回答說：我從來沒想過做跨界設計師，我只是喜歡美好的事物，生活中到處都是不美的東西，我就想把他們改成美的。

那么到底設計是什么呢？王川說可以看成是針對一個問題給出的解決方案。

進一步，什么又叫好的設計？王川的定義是“最簡潔而優雅的方案”。

對于果粉王川來說，iPhone用手指滑動瀏覽照片的設計就是典型代表，上下翻頁按鍵的模式被徹底顛覆。

“我覺得不好用就是商業機會”，幾年前王川開始把目光投向智能電視，市場上大部分智能電視并不好用，用戶有痛點、行業有前景，“我們有機會能做的更美，為什么不做呢？”王川說“最一開始我們就沒有把小米當成一個手機公司”。

兩種思維以往見到的智能電視，通常是在傳統電視交互系統的基礎上，嫁接一套新的智能系統。

指揮兩種不同模式，需要不同的“交互語言”，于是電視系統和智能系統間形成一種割裂，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這種智能電視的遙控器非常復雜。

小米電視換了一種思路：以Android系統作為基礎，而傳統電視只是其中的一個應用。

這樣的好處是結構合理，交互界面統一而且簡單，思路猶如蘋果當年把電話功能變成iPhone中的一個應用；然而壞處就是，想要實現這種設計非常困難。

原有的智能電視參考設計，依靠一個TV系統去推動屏幕，然后需要另外提供一套處理器，專門運行Android系統。

Android作為TV系統的一個輸入源。

在這種設計下，TV系統已經非常穩定，剩下的工作只需要調整好Android系統。

小米的方法是，利用高通MPQ8064處理器來驅動屏幕，然而把TV系統作為一個源，輸入給同樣運行在MPQ8064上的Android系統。

然而要實現這種交互，沒有現成的參考設計可以利用，而且所有與之相關的硬件、軟件等都要重新開發。

“對傳統電視企業而言，TV系統是芯片廠商都做好的，你不用改。

原來的遙控器，數字鍵、頻道加減都做好了，電視發展了三十年，代碼都不用改”，王川解釋說小米電視則需要“從一堆芯片開始，重新做出電路板，重新寫驅動”。

這樣一來工作量成數倍增加，而且是否可行都是未知數。

這也是小米電視的發布時間一再拖延的原因之一。

王川強調，如果不這么做小米電視也只能配一個傳統的電視遙控器，也會增添復雜的數字鍵、頻道加減、上下左右等等。

不過王川也會擔心這種改變，是不是會被用戶所接受，畢竟這種操作方式跟傳統不同。

無論是做小米盒子還是小米電視，王川都要求產品必須能被4歲-80歲的用戶使用。

“我用我閨女做測試，她能不能用就是個標準”，王川說。

結論，小米當然是堅持了新的想法。

對于遙控器設計是不是合理，王川的判斷標準是：第一能不能快速上手，第二再用傳統的遙控器會不會覺得別扭。

王川仍然在身邊找到了答案：“我把小米電視拿回家真正自己用了之后踏實了，我覺得做到了”。

謹慎前行王川是強勢而又自信的人，談到軟件設計，他會毫不客氣的說小米盒子、多看的系統，讓同行嘆息“哎呦這個方案對，除了抄沒辦法”；在硬件設計上，王川也會帶領團隊嘗試全新的方向。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表現出步步為營的謹慎。

在小米電視誕生前，有很多的鋪墊。

比方2011年底，王川帶領多看團隊開發了一款多看For AppleTV的系統，然后2012年多看又開發出小米盒子，直到2013年推出第一代小米電視。

前一步是下一步的基礎。

也就是說，小米盒子幫助王川驗證了小米電視系統交互模式的可行性。

相比軟件體系，硬件制造本身蘊含更大的風險。

王川說小米第一次做電視，不知道能賣出多少，所以開始會比較保守。

此外提高產能也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

不管電視還是手機，想要提高產能就得先做模具，開一套模具就要三四個月的時間。

而且做硬件得保證產品能賣得出去，有積壓庫存等于大患。

假設一款2000元的手機，每個月生產100萬臺，四個月的貨值已有80億元。

而生產這款產品的流程中，開模要四個月，量產還需要再等四個月，這中間“分分鐘可能就死了”。

昨天，小米電視首輪開放購買，三千臺在1分58秒內售罄。

而同天，樂視超級電視S50發售150臺工程紀念版，10月22日一萬臺量產機開放購買。

謹慎不止于此，王川還說“一切噱頭我們都不做”。

他舉例稱手勢識別、語音識別等交互方式還不夠成熟，所以小米電視不會考慮，“我做卡拉OK的時候，很多年前就做了語音點歌和哼唱點歌，但是放在歌廳沒人用，最終我明白這些都是噱頭”。

然而電視畢竟與手機不同，王川和團隊面臨的競爭壓力似乎更大，無論是來自對手的直接擠壓，還是物流與售后體系的品質要求。

“第一代的小米電視，在及格和不及格之間”，王川說“我們第二代產品還需要改進，如果滿意就沒有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