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地產與權力走得近 別讓李嘉誠跑了

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

李嘉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但是，鑒于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么簡單。

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

由此，地產的財富，并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

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來源：羅天昊國與城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前幾日，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以200億元出賣。

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

本來，商業如水流，逐利是資本的本性。

李嘉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但是，鑒于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么簡單。

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

由此，地產的財富，并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

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別讓李嘉誠跑了。

敏感如李嘉誠，絕不會感覺不到。

在中國，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由此，一撤資，二撤資，三撤資，其商業帝國，在大陸欲上演金蟬脫殼之法。

前年是李嘉誠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罷工浪潮，風起云涌，后是在大陸的拋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議。

就民間形象而言，李嘉誠從此前的商界領袖，教父級人物，轉變為長著獠牙的怪物。

令人遺憾，李嘉誠本人應也比較傷心。

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誠不顧念官方此前對其在基礎設施，港口、地產等領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國經濟遭遇危機的敏感時刻，不停拋售，造成悲觀情緒在部分群體中蔓延，其道義的高點，已經失守。

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里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似乎雙重標準，讓人難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

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后，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貧富分化的眼中，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后于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

未來需要改變思路，進一步造福香港萬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誠等豪族坐大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雖然發作于回歸之后，病根卻早在80年代即已種下。

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系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

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后，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臺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

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

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于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

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

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

作為與權力關系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發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沒有產生特別龐大的地產企業，諸多地產大亨的最終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誠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他收購和黃之后，才開始大規模擴張，而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接見之后，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

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后，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

“一哥”李嘉誠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鄭裕彤，也是如此，李鄭興建了“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等眾多香港地標性建筑物，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

從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礎，80年代爆發為巨頭級華商，那就絕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并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卻漸行漸遠。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業和貿易起家，后來發展服務業，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

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制造業、航運業與旅游業。

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游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

特別是對于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

但是，香港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

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云集。

而香港90年代以后資產過十億美元的大富豪，幾乎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在市場經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地產行業的富豪非常少，而這個方面，香港卻頗似大陸，表現了政治權力對于香港的經濟結構的同化。

對于富商階層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日益弱小。

而在一個中產階級弱小的社會中，生產與消費都是畸形的。

在產出領域，有什么行業比做地產更賺錢?在消費領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讓人著迷?如此，則實業逐步被人遺忘。

做塑料的李嘉誠去做地產了，甚至連做珠寶的鄭裕彤，亦放著金碗不要，也去做地產。

回歸后的10年來，香港制造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97年的8.3%減至目前的不到5%，服務業的比重，接近90%，而實際上，如果從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業的下降幅度更猛。

香港制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其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亦是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

畸形社會結構的危害同為小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財富分布結構，亦大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集中程度非常嚇人。

而新加坡則并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富豪，亦無此集中財富。

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國大陸。

以日本為例，一度財閥和門閥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了社會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壇為標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強大族，同時，對于財閥進行了限制，一些大財閥被迫拆分。

掃除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壟斷勢力之后，日本正式進入大眾時代，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

任何人，只有有足夠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同時起步的國家和地區隊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當人們期待它起步走的時候，結果，它卻最后變成向后轉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階層也許并非主觀上希望成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觀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歸之后，這種勢力則更是有增無減，甚至，成為豪族，已經開始成為很多香港上層社會人士主動的追求。

2003年，時任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率領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來到中南海。

在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還多，而在這42人中，很多是這些富豪的公子。

如李嘉誠就帶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李兆基帶著長子李家杰，曾憲梓帶著小兒子曾智明。

榮及己身還不夠，還希望把自己的聲望與社會地位傳給家族繼承人，不僅實現財富的世襲，更實現社會地位的世襲，而這種變相世襲，恰恰阻隔了大眾在財富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平衡。

正是這種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

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

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后，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并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