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去年北上廣三地同時對外地戶籍網約車司機發布“驅逐令”的當天，我在鈦媒體上撰文《外地司機被“驅逐”，滴滴們坐享的隱性失業“紅利”被終結》，探討了“兼職經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國的“隱性失業紅利”。

而一線城市對于外地戶籍設立的高準入門檻，將使滴滴們及其用戶雙向受損。

果不其然，《2017年滴滴出行平臺就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6月——2017年6月，滴滴平臺各省份就業增幅中北京排名倒數第二，屬于負增長。

打車難、打車貴、服務差等問題如幽靈般重新浮現，以至于滴滴不得不發公開信向用戶致歉。

根據滴滴就業報告的數據，滴滴平臺上的司機50%左右屬于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或無業狀態。

“平臺為處在就業過渡期的人提供了收入來源，還起到了就業蓄水池和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而在北京，這樣的“蓄水池”和“穩定器”失效了。

據媒體報道，網約車新政后，后廠村等“滴滴村”貸款買的車成了私家車，重新拾起了貨運和搬家的活計。

然而，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北京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排查整治的重點正是倉儲物流、批發市場等，轉型為快遞員和貨運司機的網約車司機們，不僅面臨著倉庫關停、單量驟降，更面臨著重新尋找住處乃至打包回家的抉擇。

這也是為什么京東主動向員工發出援助之手，稱如員工住所必須發生變化且未找到合適住所時，可直接申請員工宿舍。

因為京東深知數十萬快遞員對于是其快速崛起擴張所依靠的“主力軍”，而在北京他們即將面臨流離失所。

而微博等平臺流傳的北京快遞大漲價傳聞反映出外地勞動力返鄉立竿見影的效果，10月上旬中通、韻達相繼宣布上調快遞價格，而隨著居住成本及生活成本的上升，電商、外賣、家政O2O等行業的“低勞動成本”時代將和網約車一樣走向終結。

過去的“低勞動成本”源于外地勞動者掙著一線城市的工資，而維持著三四線乃至城鄉標準的消費水平，他們的收入或許已經過萬，然而仍然愿意蝸居在1000塊錢的群租公寓中，他們的收入用于反哺家鄉的家人，用于如劉強東所說的攢錢回家買房。

正是因為他們尚未融入城市，尚未背負上節節攀升的居住成本和光鮮亮麗的生活條件，才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

有業內人士稱，100多萬名快遞員中，90%的人沒有勞動合同、五險一金。

除順豐、京東等企業外，采用加盟制的快遞公司基本上很少為快遞員繳納五險一金，甚至并不簽訂勞動合同，更不用說數百萬規模的兼職快遞員大軍了。

這是互聯網時代的“低人權優勢”的翻版。

而正是保潔、保姆、馬路邊的流動維修工的存在，才讓互聯網用工平臺有了成立的基礎，據某家政O2O平臺的數據顯示，國內從事家政服務的超過90%是農民工群體。

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一線城市低成本生存空間的不斷壓縮，服務行業的用工難、用工貴現象將愈演愈烈。

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整治群租房和城中村同步進行的，則是政府對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大力推動。

自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開始，兩年以來多個部門已經出臺了數個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支持政策。

然而，在 2017年9月農業部農村創業創新工作推進新聞發布會上相關負責人透露，全國返鄉、下鄉創業人員共700萬人，農民工占到480萬人。

然而，這與全國2.8億的農民工總數相比尚屬涓涓細流。

就像鼓勵大學生創業并未能解決他們的“就業難”一樣，此舉也無法解決農民工返鄉之后就業空間有限的問題。

農民工回鄉創業最典型的身份——農村電商店主，并不足以提供大規模的就業崗位。

阿里研究院和阿里新鄉村研究中心聯合發布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2016)》顯示，全國1311個淘寶村孵化數十萬個草根創業者，創造了至少84萬個就業崗位，這意味著農村電商容納勞動力的能力遠不如城市中的服務業。

今年年初，曾經轟轟烈烈的“京東下鄉”計劃陷入“京東幫實體店大面積關門、農村事業部解散“的傳聞，隨后京東予以全盤否認，并澄清京東農村電商的戰略變動將改變“鄉村推廣員的單一方式”，分析人士認為這意味著京東農村推廣員事實上的裁員。

也許，農村萎縮的需求、零散的單量與價格承受能力，并不支持京東10萬名快遞小哥“回鄉創業”的豪情壯志。

顯然，“工作三五年就能回鄉買房”對他們更具吸引力。

當外地勞動者被迫離開北京等一線城市時，很可能也意味著他們告別了“互聯網＋”的紅利，因為在家鄉互聯網的“就業滲透率”依然處于較低水平。

他們的離開是互聯網公司、消費者及自身的三重損失，最終是社會總成本的上升與生產效率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