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柳傳志、王健林，他們上過一所共同的“商學院”

這張照片，不知你能認出幾個人？　　他們分別是：任正非、柳傳志、王健林、王石、任志強。

從照片不難發現，這些當今中國著名的企業家，年輕時都當過兵。

　　除上述幾位，國內還有很多重量級企業家有過部隊經歷，如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新疆廣匯集團董事長孫廣信、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鄭永剛、原雙星集團董事長汪海……據統計，中國500強企業之中，有200多名老總和副總，有過部隊經歷。

　　從部隊走出如此之多的重量級企業家，其實并不奇怪，一方面，從軍是當時很多有志青年的共同選擇，另一方面，部隊生活賦予這些年輕人更多的能力，比如：強健的體魄（這一點相當重要，古往今來成大事者，哪位是病怏怏地完成了千秋大業？）、超強的執行力（軍令如山倒，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執行力是以犧牲生命為底線做保證）、頑強的意志品質（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敢于“啃硬骨頭”）、不怕苦不怕累敢于不要命的犧牲精神（怕苦怕累換種說法就是怕付出，而只有付出才有回報）、積極的團隊協作精神（打勝仗必須協同配合，取長補短才是獲勝的最大保障）、鐵的組織紀律性（違反軍紀軍規，必受懲處）、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忠誠、正直、熱情、樂觀、謙遜、自信）……這些都是成就事業的寶貴品質。

　　有心人還能從部隊學到更多東西，例如戰術理論體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宣傳鼓動能力……這些看似有點虛，其實極其重要，因為它們都是領導力一部分。

　　華為總裁任正非：　　部隊的經歷讓我學會了不爭名利　　1968年，任正非從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畢業后，幸運地加入了解放軍的隊伍。

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在政審極嚴的“文革”時期，任正非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軍工廠做過會計），連入團都沒成功，好在國家當時需要一批有知識、懂技術的青年人，任正非才得以加入了一支新組建的部隊——基建工程兵。

　　基建工程兵，可以理解成穿著軍裝的工程隊，不過和一般工程隊不同的是，這支隊伍執行施工任務時，就像打仗一樣，沖鋒陷陣，為保質保量按時完成任務，很多人甚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在這樣一支部隊之中，作為“反動派”子女，任正非工作極其拼命，在特別簡陋的科研環境下，創造了多項發明，其中兩項還填補了國家空白。

資料顯示：1977年10月14日《文匯報》刊載的一篇新聞，“解放軍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術員任正非，在儀表班戰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高精度計量標準儀器——空氣壓力天平，為我國儀表工業填補了一項空白。

經國家有關計量部門鑒定，儀器設計方案正確，精度、靈敏度好……目前世界上只有幾個工業發達國家能制造。

”　　雖然任正非工作成績突出，在部隊贏得了領導和戰友的一致好評，但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立功、受獎、入黨的事情從來沒他的份，后來他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回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

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

我已習慣了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是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培養。

”　　人生在世，有幾人可以逃脫名利的樊籠？看著本該屬于自己的成績，被別人拿走，任正非沒有消極沉淪，而是埋頭耕耘，不問收獲，在做事情的過程中尋求人生的價值。

　　在被壓制了8年后，1976年“文革”結束，對任正非來說“天與地”似乎倒了個個兒：1977年，任正非作為基建工程兵的代表，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見；1978年，33歲的任正非與眾多院士、科學家、教授一起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1982年，37歲的任正非作為人大代表，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各種嘉獎鋪天蓋地而來，但已經習慣在做事中尋找自我價值的任正非，卻對這些獎勵失去了熱情，獎品拿回來就分給自己的戰友，甚至很多獎品都是別人幫他領回來。

　　辱不消極，寵不驕傲，通過14年的軍旅生涯錘煉，任正非鑄就了鋼鐵般的精神意志品質，養成了寵辱不驚、務實做事的人生態度。

初創華為時，任正非之所以敢于在沒錢、沒技術、沒資源、沒背景的情況下，租了一個大房子、弄上大通鋪，所有人吃住在里面，然后就朝全球知識密集型的高端產業——電信行業進軍，是因為他在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就干成過類似事情。

其軍隊時期形成的行事風格也給華為烙下了低調、務實的印記。

　　聯想董事局主席柳傳志：　　聯想的成功與我在軍隊養成的性格有關　　1961年，17歲的柳傳志被保送到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現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成為一名軍校學生。

5年的軍旅生活，鍛煉出了柳傳志堅強、勇敢、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執著性格，而部隊的管理制度、紀律文化又深刻影響著柳傳志的企業管理風格。

　　創辦聯想時，柳傳志處處以解放軍為師。

外界曾評價聯想是一家軍事化氛圍濃厚的企業，對此，柳傳志坦誠：聯想的成功與他在部隊養成的性格有關。

　　在聯想，有個很知名的培訓——“入模子”，新員工入職后，都要接受的集中培訓，包括：做操、唱歌、喊口號、聽創業元老講奮斗史、學習公司的制度、了解公司的發展愿景等等，目標是將新員工塑造成思想、目標、精神、行為與聯想要求一致的“形狀”。

　　而這一手段，柳傳志直接取師于部隊，他說：“軍人一入伍，就要‘憶苦思甜’，要明確為誰來當兵為誰來打仗。

當時連續三天，我們停止一切活動，要共同回憶家里面的歷史，回憶舊社會的迫害，有時大家簡直泣不成聲。

現在我講，做企業、帶隊伍的第一條就是要讓員工做事有積極性，受到激勵，這和讓戰士愛打仗是一樣的。

確實是因為這種氛圍一旦造出來就非常厲害，對提高企業執行力有極大的幫助。

”　　90年代初，聯想開始執行“開會遲到罰站制度”。

執行之初，被罰的第一個人是柳傳志在中科院的老領導，此人幫助過柳傳志，年齡大、威望高，場面很是尷尬，但柳傳志心里明白“企業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卻不嚴格執行，最害人”，所以即使罰站老領導時，柳傳志不自在到出了一身汗，但還是堅決執行了下來。

會后柳傳志找到這位領導說，我今晚到你家給你罰站……　　“開會罰站制度”一直實行至今，長達20多年，柳傳志自己也被罰過三次。

管理著全球幾萬人的柳傳志，通過鐵的紀律確保公司的執行力不打折扣，因為部隊的經歷讓他明白：鐵的紀律就是鐵的戰斗力！　　軍校時，一位老師講述的親身經歷，讓柳傳志終身難忘。

遼沈戰役中，柳的老師所在的部隊協同黃永勝（林彪的四大金剛之一）部隊作戰，總攻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來時，柳的老師部隊還沒有占領某制高點。

黃永勝勃然大怒，換上了自己的精銳部隊，很快就攻了下來。

“那些戰士根本不怕死，一個個往上沖，就是那種勁頭。

部隊的這種精神不得了，為達到目標不顧一切。

”柳傳志說，“這種一往無前的精神在我心靈深處埋下了種子。

”　　“聯想有時也會遇到一些情況，沒法退，只有死攻，一定要不顧一切地把這件事情做完。

”這是柳傳志從軍校學到的做事信念。

　　很多人評價聯想公司紀律嚴明，執行力強，柳說：“這一點實際是在部隊里面學的。

軍隊的執行能力，融化在我的血液中。

對比我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的時候，科學院的科研人員特別喜歡完不成任務以后，強調當時遇到的困難。

軍隊不講這個，軍隊只講功勞，不講苦勞。

為了達到預定目標，要把最壞的情況想清楚，這樣才可能達到總目標。

”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每每想到部隊的苦日子，　　心中的委屈與不滿頓時煙消云散　　1970年，全國范圍內正如火如荼地開展“文化大革命”，各地學校基本癱瘓，初中剛畢業、年僅15歲的王健林，被影片《林海雪原》所感染，毅然參加了解放軍。

　　正如王健林渴望的那樣，他成了沈陽軍區里的一名戰士，被分配到了林海雪原。

入伍不到一個月，他就碰到毛主席的指示“野營訓練好”。

“文革”中“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當天晚上，部隊就拉出去野營訓練，其難度大到超出常人的想象。

　　野營訓練的距離大概有2000多公里，環境是在冰天雪地中，溫度在零下二十多度，穿的是膠鞋（毛皮鞋走不動），負重30多斤（干糧、槍支、子彈、手榴彈），吃不飽，晚上還沒睡覺的地方（需要自己挖個雪洞睡）……這條件別說走路，就是讓人在外面活著過一宿也不容易，但王健林在冰天雪地里，一走就是兩個多月。

　　訓練過程中還穿插著急行軍。

王健林經歷過一次三天三夜的急行軍，不休息，在茫茫雪海連續走了700里。

相比下來，馬拉松、鐵人三項都“弱爆了”。

　　如此高強度的訓練，對人的體力和精神都是一種極度的挑戰與折磨。

王健林回憶說：“我們有的老兵，甚至還有的干部，實在走不動，都在那兒哭，我親眼看到一個排職干部就在那兒哭，說什么也不走了，黨也不要了，排干部也不要了……很多人都堅持不下來，1000多人的團隊，完全走下來的最后不到400人。

”但王健林這個只有15歲，入伍一個多月的娃娃兵硬是扛了下來！　　人一旦戰勝困難，困難會反過來變成能量與營養，讓勝者更強大。

多年之后，王健林提到，萬達創業之初，每每遇到挑戰和挫折，他就會想起這兩個月超乎常人想象的拉練生活。

想到在雪海里步履艱難，想到即使是睡在雪窩，能停下來休息就很幸福的苦日子，其內心所有的委屈、不滿頓時都煙消云散。

　　17年的軍人生涯，給王健林打上了深深的軍人烙印，至今他仍然像軍人般管理著萬達商業帝國。

如不外出，他每天早上七點就會準時到達辦公室，而大多數員工此時才剛起床；他要求所有的員工必須佩帶工牌，包括他自己，沒人可以特殊；工作報告，從來都是親自撰寫，不用他人代勞；他痛恨遲到，萬達開會沒有人敢遲到，央視有次預約采訪王健林，因為遲到三分鐘而被拒絕；準時散會，準時開會容易，準時散會難，但在萬達就可以做到，一是會議不講廢話、空話，二是如果超時，一定是會議議程、時間安排不合理或者準備不充分，要有人對此負責……　　王健林曾概括萬達的企業文化：軍隊、學校、企業——萬達首先是一支有執行力部隊，然后才是一家能賺錢的公司。

　　原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　　部隊鍛煉了我的意志和系統指揮管理能力，　　這對我以后搞集團公司還是很有用的　　1969年，高干家庭出身的任志強（父親任泉生，時任商業部副部長），通過“走后門”的方式當上了解放軍，在部隊一干就是11年。

　　11年里，任志強立功7次，其中二等功一次。

期間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文革”后任志強的父親受到沖擊，已經沒有后門可走；二是在人民解放軍的隊伍里，和平年代想立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普通士兵能獲得一次立功機會就很不容易，任志強卻平均不到兩年就立功一次，這確實要憑真本事。

　　70年代中蘇關系緊張，任志強干的是工兵，奉命在中蘇邊境修筑坑道工事。

　　修筑工事的地點自然環境非常惡劣，一年12月，起碼有8個月在下雪；風力極大，有一次將部隊的帳篷吹跑了20多公里；溫度還非常低，冬天地表凍得跟鐵板一樣……在這樣的環境里施工，絕不是件輕松的事情。

　　工兵干得都是重體力活，挖坑道、堆土方、弄炸藥，也沒什么機械化設備，主要就靠人力，澆筑碉堡時，混凝土必須連續灌注，中間不能停，卡車把水泥拉到山下，50多公斤一袋的水泥，任志強與戰友們一袋袋扛上山，然后再把攪拌機拉到山上，確保一次澆筑成功。

　　除了身體上的壓力，任志強與戰友們生活上也是倍受折磨，每天干完活又臟又累，但是天氣太冷，好幾個月都沒法洗澡，渾身臭不可聞。

　　吃飯同樣是大問題，壓縮餅干與罐頭每天吃得人想嘔吐，到后來任志強與戰友們寧愿去草原上抓旱獺（土撥鼠）吃，老鷹、烏鴉之類也都吃過。

因為吃不上蔬菜，開春后看到草原上剛冒出的野菜、野草芽都弄過來吃……　　生活上的考驗，艱苦奮斗下還能克服，但修筑工事需要專業的施工能力，有的連隊由于專業能力不足，把坑道打歪，上下對不上，成了工程事故。

任志強回憶說“我們修工事的時候，計算圓弧、根號之類的，沒有計算機，連計算器都沒有，全得自己算出來。

根號怎么求？初中學的那些東西，“文化大革命”一‘掃蕩’，全忘光了。

我們幾個人就‘倒著算’，一點一點往回‘對’，才把那個公式給弄出來。

然后再求半徑、求弧形、求橢圓形，什么都是生掰。

甚至連紙都沒有，就在地上，拿個棍兒劃來劃去，劃來劃去，最后弄出來了。

要不然，連打坑道、建工事的那個模板，都弄不出來。

”　　施工過程中，作為工程負責人的任志強認真鉆研、結合實際，大膽地修改了軍區很多設計上的不足，把工事做得非常好。

后來，他們做的工事成了軍區的優秀工程，任志強個人也因此獲得了二等功。

　　立了功，部隊派人敲鑼打鼓地到任志強家送喜報，任志強也很得意，滿希望父親能表揚幾句，卻沒想到老革命的父親說“這算什么，我們跟你這么大時候，早就當大官了。

”倔脾氣的任志強一生氣：他媽的，不干了！就這樣，他選擇了復員。

　　雖然離開了部隊，但十多年部隊的錘煉塑造了任志強不怕苦不怕累，認真頑強的意志品質。

復員后的他開過飯店、賣過冰棍、收過兔皮、賣過服裝、看過水果攤……開飯店時，早上四點多就得起床和面炸油餅；買冰棍時，3分錢一根，收到的都是一分一分的硬幣，晚上11點開始數錢，一摞一摞的一分錢，數著數著就睡著了；看水果攤時，晚上就睡在水果攤上，蚊子嗡嗡叮咬，也能睡著……有次戰友請他吃飯，倆人邊喝酒邊吃飯，然后任志強就睡著了。

　　人奮斗到這個份上，不管做什么，都沒有理由不成功，而賦予高干子弟任志強這種奮斗精神的，正是他多年的軍旅生活。

　　新疆廣匯董事局主席孫廣信：　　對軍人來說，　　沒有拿不下來的山頭，　　沒有不敢啃的硬骨頭，　　無論商場還是戰場都是一樣　　1980年，在教育資源并不發達的新疆，一個年輕人高考失利（當年的高考錄取率很低，90%以上的人都會落榜，為了改變命運，他決定去參軍……這個年輕人就是現在西北唯一資產超千億的民營企業——新疆廣匯集團的創始人、“西北首富”孫廣信。

　　孫廣信在部隊的第一年就考上了軍校，同年代表學校參加“全軍院校運動會”，打破了全軍400米比賽記錄，并獲得金牌。

不過代價也不小，因為拼得太猛，他在終點時昏了過去，一頭磕在地上全是血。

　　沒多久，凡事“拼命”在一線的孫廣信，便作為工兵班長，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

在前線，孫廣信經常冒著敵人的炮火，操縱著重型施工機械，維修被炸毀的道路和橋梁。

　　當時駕駛員是敵人狙擊手的主要目標，危險系數很高，但在部隊里“任務就是命令，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懷著“拼死也必須完成命令”的信念，孫廣信完成了一項項艱苦的任務，在部隊里屢立戰功。

　　“對軍人來說，沒有拿不下來的山頭，沒有不敢啃的硬骨頭，無論商場還是戰場都是一樣。

”孫廣信說，這是軍旅生涯賦予他做企業的“根本精神”。

　　一次，孫廣信帶隊在老山高地巡邏，本來走在前排的他，因為接到連長的電話，改由副班長帶隊前進，結果副班長踩中了敵人的地雷。

孫廣信仰天痛哭，發誓余生“要盡一切努力報答戰友，報效祖國，不枉撿回來的一條命！”　　在老山前線8個月，因為表現突出，孫廣信半年升副連，10個月升正連，不久就干到了副營。

20多歲的孫廣信給自己定了一個“199230”計劃，也就是要在1992年30歲時，要當上師長。

不過天不遂人愿，1987-1988年期間，孫廣信的兩次升職機會都被他人頂替，他一氣之下拒絕了轉業去工商局、稅務局的工作機會，選擇復員，投身商海。

　　因為在部隊駕駛過推土機，又是工兵出身，他對建筑機械比較了解，創業之初，孫廣信和三位復員戰友替工程機械廠家在新疆推銷推土機、裝載機。

廠家起初并不重視幾個年輕人，因為新疆一年也就銷售幾臺工程機械，但軍人出身的孫廣信，偏偏要啃這個硬骨頭。

在他看來新疆地域遼闊，農業、工業都欠發達，市場很需要重型機械產品。

　　他和戰友拿著企業通訊錄，背著干糧，一家企業一家企業去拜訪。

10個月里，他們走過了庫爾勒、阿克蘇、和田、喀什等十幾個城市，行程達上萬公里，路上他們餓了吃馕，困了睡9毛錢的大通鋪，不通公交的地方，步行、坐驢車，風餐露宿……　　驚人的付出總伴有驚人的回報，10個月，上萬公里后，4個年輕人拿下了103臺工程機械訂單！廠家震驚了——這個數字是他們在新疆10年的銷售總和。

除了支付他們60多萬的勞務費外，廠家還邀請他們擔任新疆總代理，并額外贈送5臺工程機械作為周轉。

　　從此，孫廣信帶領著他的戰友們，乘風破浪，越做越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如今他的廣匯集團已經是橫跨“能源開發、汽車服務、房產置業”三大行業，員工8萬多名，年納稅40多億元，凈利潤50多億，總資產、經營收入均突破千億元大關的民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