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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的企業(希望集團和后來的新希望集團)也已經有36個年頭了。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改革開放40周年里,一代民營企業的進步和成長。
我想,民營企業在發展中,要過好四道關:第一道關:創業初期,選準一個行業,敢干敢闖,不怕吃苦。
80年代初,我和我的幾個兄弟都大學畢業了。
國家剛開始變革,改革開放剛開始。
因為喜歡無線電,我們就想去創業做音響。
結果被公社書記“槍斃”了,對方說“你走資本主義道路”。
我們自己反思,可能是做得太早了。
那時候,還沒有這樣的企業。
于是,第一次創業算是失敗了。
又過了兩年,我發現國家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了。
我就跟縣委書記講:“我們到農村去創業當專業戶行不行?”縣委書記說,“行,現在國家鼓勵專業戶,你去吧。
但是希望你們能幫助農民,每年要帶10戶(發展收入)。
”就這樣,我們開始進行農業領域的創業。
實際上,我們都不是做農業出身的。
到了農村做什么?種蔬菜,種糧食,然后養豬、養雞、養鵪鶉。
最后把“養鵪鶉”這件事做到全球第一。
幾年的時間里,我們的新津基地(位于成都市新津區)也成為世界最大的鵪鶉養殖基地。
當然,我們也賺了一點小錢。
但我們總覺得養鵪鶉是一個小產業,而四川是全中國最大的豬市場,養豬戶最多。
我們能不能養豬?能不能做豬飼料?經過研究學習,我們率先推出了中國的高端豬飼料,叫“希望一號”,并開始在飼料市場占據一席之地。
說起來簡單,其實很多時候特別難。
剛才我講,要選好一個賽道。
我們選擇農業,現在可能不一定很多人選,但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們選對了。
做冰箱、電器根本不可能,想做音響也被斃了。
而改革從農村開始,允許、鼓勵、支持你做專業戶。
可見,選行業非常重要。
當然,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行業機會是不同的。
今天大家再去養鵪鶉、做飼料,不一定做得過我,因為我已經有上千億元的銷售規模了。
還有一點就是能干、不怕吃苦。
那個時候的政策沒有現在這樣寬松,根本貸不了款。
銀行、信用社給私人貸款?想都不要想,根本不可能。
我們就跟親友借錢,到年末要還,還不起,壓力大呀。
甚至,我們幾個兄弟還討論過“(我們)究竟是跳岷江還是跳錦江”這樣的問題。
最后,我們堅持下來了,才有了今天。
第二道關:企業走上正軌后,要有企業文化,產權要清晰,要處理好政商關系。
我們提出,企業要像家庭、像軍隊、像學校。
像家庭,就是大家互相關愛、關心和支持。
當初,我們錢并不多,給員工的工資低,而且搞農業又那么苦,誰愿意到我們這來?大家決定到這來,是因為跟在自己家里面一樣,這是一個凝聚員工的好的企業文化。
像學校,同樣的道理,我們一開始沒多少錢,不可能招那么多大學生。
我們招的都是一些小學畢業生、初中生,甚至沒有文化的人。
我們慢慢培養他們,讓員工在我們公司一步步成長。
像軍隊,是說我們的企業要有執行力,要令行禁止。
據說董明珠女士是這方面的專家、是令行禁止的標桿,說一不二,敢擔當,我覺得非常好。
中國企業必須要有這種精神,要有好的治理結構、好的規則。
大家都知道,一開始我們是四個兄弟一塊兒干的。
干著干著,干得不錯,后面幾個兄弟都各有所長、各有想法,強扭在一起也難,我們就做了一次挑戰性的改變:存量不變,增量各自發展。
這是所謂的“兄弟分家”,其實不是分,是變化。
我們的存量現在還在一起,四個兄弟都在一起。
但我們的增量是,每個兄弟各自發展。
老大做了一些電子、高科技的事業;老二做重化工業;老三做教育產業和農業;他們都做得相當不錯,老三的公司還在香港上市了;而我,把我們的主業,即農業、食品,堅定不移地做了36個年頭。
所以說,企業要及時調整產權制度,千萬不要產生股東之間的矛盾,矛盾大了一定不好,要協調好。
怎么協調?大家要一起溝通、交流,彼此非常尊重。
對員工也是這樣的。
當然,還要結合信息化。
現在,我們在全球各地有600多家工廠,7萬多名員工,海外員工有上萬人。
那么遠的地方,沒有信息化,靠什么去管理?我有一些朋友到了南非,想到我們當地的工廠去看看,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他們問我當地的總經理是誰,我也真的不知道總經理是誰。
但這些并不重要,我們有一套完善的員工管理體系。
我們在四川是民營企業的第一位。
在我們的發展史上,四川省(包括成都市)的各級領導對我們一直都還是蠻支持的。
一方面,我們并沒有因為企業發展得比較大,比較有影響力,就去拿一些不該拿的東西。
同時,我們遇到一些事情,會主動找找政府領導溝通。
當然,更多的事是我們自己去做的,而且很堅決。
過去,我有不少的朋友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好多是政商關系沒處理好。
我們過去三十幾年,沒有為政商關系發過愁。
第三道關:企業進入經濟轉型期,要做好創新和變革。
今天,經濟出現了下行的格局,很多產品都過剩了。
我們的民營企業也面臨很多困難,比如各項成本的剛性增長,貸款也比較難;由于過剩,很多產品不可能漲價。
這時候靠什么?靠規模不行,要靠自身的努力。
像董明珠女士,她們靠科研求發展,靠全球化,我覺得非常好。
拿我們的行業來講,飼料業已經飽和了,我們的生產能力比實際需求多了將近一半。
怎么辦?顯然不是靠規模,而是靠我們的創新,靠我們的轉型。
近五年來,我們通過認真研究,認為我們的傳統企業更要創新和變革。
創新什么?一,機制創新。
我們民營企業,人家說我們機制好,其實我們機制可以更好。
過去五年,在熟悉的農業食品領域投資和孵化了50余家科技型創業公司,培育了150余名優秀的事業合伙⼈,用這種共建、共創、共享、共擔的“四共”模式求得了活力,得到了發展。
二,年輕化,如今我們中層以上的管理干部平均年齡僅30多歲。
三,我們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進行有機結合。
在國外,我們根據消費升級的不同需求,做了很多差異化產品,比方說牛肉、羊肉、高端奶粉、保健品等等。
四,狠抓科技創新。
我們在科技創新上下了大功夫,有2000多名科研人員和隊伍,近幾年拿了5個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017年,科技創新給我們帶來的新增利潤超過10億元,銷售則突破了1000個億。
第四道關:傳承。
有人說,今天有40%或者50%的企業面臨傳承的困難。
我們第一代企業家都勤奮、精明,能夠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但差不多都五六十歲了。
當年我那些做企業的同班同學們,絕大部分都退休了,我沒有。
我說我的命苦,人家都在跳廣場舞、打麻將,我們在做什么?還在努力、還在拼搏。
怎么辦?必須做好傳承,有人說你傳承得很好,你看劉暢多能干、多優秀。
其實我想說,傳承不單單是指一個人。
我們不是一個人接班,是一個群體接班。
經過這五年的努力,我們大概有超過2000名中層以上的干部,他們不但接上了班,也使得企業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創新、更加有創意。
在傳承方面,我們還是有一些體會的,就是要敢于讓我們的年輕人有一些擔當,敢于去拼搏、敢于放手。
比方說我女兒,過去五年她做董事長,一開始請了陳春花教授來幫助她。
現在她自己獨立干,好多事她自己去決定。
她以前經常問我,現在幾乎不問我了,而且我覺得她好多事比我想得更好、做得更好,我覺得這就叫做好的傳承。
總結來說,當我們過好這四關,我們的企業就一定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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