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象，劉強東、馬云在2019年初，竟然“槍口一致對外“的和視覺中國爭起了媒體頭條。

如果說馬云重新定義了“加班”，視覺中國重新定義了“版權”，劉強東則重新定義了“兄弟”。

京東自稱是1998年6月18日創立，應該就是6•18促銷的由來。

阿里巴巴自稱于1999年創立。

我們很多旁觀者也都是目睹著劉強東亢奮的價格戰，聽著馬老師從談夢想到布道高科技茁壯成長起來的。

不可否認，這兩家公司深刻的改變了中國互聯網和我們的生活。

對兩者成功的理解，很多人直白的說是靠老百姓一單一單買出來的，套用解放戰爭的那個比喻，就是——人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

但兩位企業家的視角多少有一些不同。

劉強東長時間的口徑是：兄弟們拼出來的。

馬云早期一直在宣傳：18羅漢的團隊精神帶來成功。

可今天的輿論風潮，兩者恰恰是在“兄弟”和“團隊”問題上出事兒，推小推車的“人民”對于兩位企業家有了諸多不滿。

作為商業戰略顧問，其實我們都很理解企業家們說這兩句話的背景和語境，我相信兩位草根出身的企業家沒有什么惡意，甚至包含著企業家當機立斷的領導力。

我們也認為中國的未來也靠更多的人努力拼搏，才能避免走上西方福利社會衰落的老路。

也不能武斷說劉強東更缺少同情心，說馬云蔑視團隊的權利，可這次輿論一邊倒的風潮的背后，即使從企業的品牌損益的角度，還是有必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1、首先，從人力資源角度，“榨干”員工在90后身上已經不管用了。

90后成為職場主力之后，這個人群對生活和奮斗的理解已經遠遠超越了70后的艱苦創業和80后的奮勇拼搏，他們大部分生活在一個相對富裕的環境，得到更多家人的關愛，享受互聯網信息紅利更多，讓他們視野開闊，更國際化。

也正因為這樣，馬云提出的996言論似乎更適合對70后和80后宣揚的奮斗進取文化，90后并不感冒，他們覺得努力工作既然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不能有命賺錢沒命花。

這種年輕人群價值觀的變化其實在世界范圍內都很普遍，德國二戰之后有一批婦女是在戰爭廢墟上用錘子敲打廢墟中的鋼筋賣錢為生，被稱為“錘子婦女”，他們的行為深刻的影響了下一代的年輕人，他們也都很吃苦耐勞，所以西德在70和80年代的成就就是這些人創造的。

但過了幾代人之后，目前歐洲年輕人大部分是“新嬉皮士”風格，有調性、愛社交、喜歡探索、平衡生活。

包括美國、日本在內，激勵90后大多采用懷柔的溝通和迎合方式，像過去榨汁機一樣的制度安排以及雞血一樣的激勵相對于科學管理越來越不被認可。

說到底，中國公司在經歷了勞動力紅利和智力紅利之后，隨著年輕人的變化，這個紅利已經基本消失了，我們注定要走上西方企業員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常態，靠技術前沿創新引領行業，靠工作質量而不是時間取勝，創業領域也不會出現太多靠簡單拼搏取勝的公司了。

即使很多企業依然希望通過輿論、制度等繼續激發奮斗者熱情，但客觀上高強度的競爭已經讓人被榨干了，進一步的高壓政策維系的其實只是表面上的忠誠。

通過解放人激發創造性的生產力，才可能創造增量的競爭力，這個歷史潮流誰也改變不了。

2、其次，從組織的角度，無差別奮斗時代退卻后勞資矛盾將成為了組織內部核心沖突。

這一點我們分兩個方面去看。

其一，中國目前的成功企業家之所以廣受贊譽，一個根本原因在于大家都是改革開放之后，在一個公平和平等的環境中競爭，他們是人人認可的勝出者。

時代給了這些拼搏者光環，一波一波的機會讓他們像弄潮兒一樣被尊敬和關注。

但是這個時代性的道德基礎應該說從現在這個時間節點看，已經接近尾聲了，商業環境飽和競爭后已經出現了穩定格局，白手起家的機會越來越少了，在社會結構上出現了明顯的階層固化。

這樣看來，平等思維已經被打破了，進而普通人對企業家的看法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這一點很多企業家還感覺不到，他們還理所應當的覺得社會應該對自己的成功給與尊重，覺得自己對社會做出過重大貢獻，但忽視了正在孕育的這種階層對立情緒。

其二，宏觀全球外部市場環境和中國內在勞動力市場競爭環境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大格局看，中國企業一味強調進攻性，我們的經濟會在全球化中面臨激烈摩擦。

國內角度，從過去的勞動力和智力充裕，已經漸漸發展到相對短缺。

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招募高質量工人難度加大，不但成本高，而且90后不太愿意干簡單枯燥的工作。

抱怨996的程序員其實本質上是擁有智力和專業性的高科技產業線“工人”，他們同樣有了類似的世界觀認知。

可以預見未來的10年，生產線工人、高智力程序員、服務類個體創業人才應該都是趨于短缺的，即使AI人工智能的發展似乎可以替代很多人的勞動，但可能從年輕人自身的角度，他們或許在機器替代之前就放棄了這些注定沒有前途的簡單勞動。

這兩個特點，都會因為企業家和年輕人價值觀缺少一致性導致激烈沖突。

3、最后，從公關角度，成功企業和企業家需要尊重公眾的道德倫理。

應該說京東的危機公關犯了一個常識性又很普遍的致命錯誤，就是極度自信的企業家希望通過“定義”對抗社會倫理。

老百姓理解的“兄弟”和努力沒有關系，恰恰需要在干不動了的時候被關懷。

這個體會起來，中國文化中實際上是把構建人際關系作為一種類似西方社會保險用途的防風險投資。

當初大家和劉強東一起創業，信任京東從某種程度上就是希望這種“兄弟”文化給自己一個安全感。

那么即使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不得已裁員，之前建立的這種文化也應該被尊重和延續，這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而不能通過一個定義就涂抹修改、翻臉不認人了。

而如果不得已裁員，需要對話、溝通、傾聽之前“兄弟”的聲音，否則會讓人思想落差很大。

如果內部沒有不滿，公司文件怎么會流傳出來？很多年前，筆者在美國的美世咨詢工作期間，我們也做過裁員的項目，會充分的準備溝通內容并設定一個橫跨幾個月的溝通計劃，對法律和規則進行充分的研究，科學補償，也要做輿情疏導工作。

而劉強東表現出來的態度，不但缺少專業性，已經可以算得上是傲慢和粗暴，也深刻的挫傷了平凡人的進取心，不免讓人產生卸磨殺驢的感覺。

這時候即使從法律上擁有所有合理的程序正義，輿論也沒法接受了。

而馬云的對外溝通，一直以犀利和直白著稱，這次所謂“996是福報”從公關角度最大的問題就是，高姿態把自己推到了一個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的行列，少了一點同理心，有一些話在這個時候極易被不同視角誤讀，已經不是企業家是否勇敢說“真話”的問題。

這種累積其實已經讓他作為草根企業家的品牌形象有了很大打擊，很多人多少有一些厭惡了。

綜上所述，我試圖做一個總結：劉強東和馬云似乎在組織管控上的霹靂手段、兇悍打法是高度一致的，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敵人是組織的“惰性”，要用鐵腕打贏這場另類戰爭。

但他們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屬于90后甚至00后的互聯網創新時代，如果說之前他們打的仗都是基于商業利益交換邏輯，靠弄潮時代搏得機會，現在這場戰爭是關于價值觀、關于人心的，他們真正的敵人或許是科學管理、是高效率對組織和人才的投入機制。

既然社會主體勞動人群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靠100個馬云、100個劉強東也無法扭轉年輕人審美。

榨干員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回歸平常人的生活和邏輯是每一位時代大佬必須面對的真問題。

如果現在的企業家們都缺少這些深入思考和同理心，你覺得他們能打贏和組織“惰性”的戰爭嗎？或許大佬們的敵人根本就不是“懶惰”，而是換一個姿勢做夢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