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常說 “有錢縱然不是萬能，沒錢可是萬萬不能的。

”不過，問題不在有和無，而是發生在多與少之間。

當人們不得不花時間來賺得自己的口糧、妻子的醫藥、孩子的學費，賺錢屬天經地義;然而過了必要的階段，人們是否還得在市場上沖鋒不止?錢賺到什么地步才算有止境?經濟學家斯基德爾斯基合寫的“賺多少才算夠”(How Much is Enough —— Money and the good life)，春季出版以來引起了各界的熱烈反響。

作者把討論的關鍵壓縮到了，賺錢努力的產出和投入歸根結蒂無非時間這個點上。

斯氏對這個任何人都揮之不去的問題的熱忱和興趣，顯然是受了凱恩斯的預測錯誤的觸發。

回顧凱恩斯在八十年前發表的一個名篇，他確實載了一個大跟斗。

凱恩斯的《我們后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稿成1928年，發表于1930年，那年世界經濟正深陷于大蕭條，而他個人財產也虧損慘重。

但是凱恩斯明確告訴人們，不必驚恐更無需絕望。

他信心滿滿地預測，一百年后(2030年)英國的人均收入將再要提高四至八倍。

事實上到2009年，英國的人均GDP，扣除了通貨膨脹，增加了六倍以上。

凱恩斯更看重的另一個預測，對人類社會發展軌跡的理解卻錯得離譜。

他期許，百年之后英國人的兒孫輩將從物質需求里解脫出來，不用再為“搵食”終日忙碌不休，“經濟將不再是人類的永恒問題”。

面對物質豐裕，兒孫們的經濟機遇要好得多，將更有可能追求各自的興趣愛好，用更多的時間去發展各自的心智和、志趣和才華，“每星期只需工作15小時，3小時一班……”凱恩斯把人的欲念分成兩類，第一類源于生存的需要;第二類則源于攀比的需要——比他人顯得更優越的戮力追求。

第一類欲念滿足后就不再是人們擴大生產的驅動了;而第二類欲念雖說永難滿足，但凱恩斯設想，人們會變得更智慧，第二類欲念的驅使也會趨緩。

近百年來社會發展的實際歷程與凱恩斯的預測可說是全然相左。

在英國的經濟增長增加了六倍(東亞和中國則遠遠超過此數)的同時，它的子民每周的工作時間只從當年的48小時降低到了目前的38小時;1983年以來，每年的勞作也只從1700小時略微減少到現在的1640小時。

況且英國人(所有發達國家幾乎同樣)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也沒有隨之而提高，還維持在1970年代的水平上。

為何如此?作者展開了解析。

他們明達地指出，界定“幸福”的歧義很多，而且是主觀多變的感受，因此跨時間和人群的比較很難，且不可靠。

尤其是人們的幸福感受，往往是相對其周圍可比的人(近親、近鄰、同事、同學等)的感受而存在的。

要問卷調查里所有的人都要比其他可比的人幸福，在邏輯上是不可行的。

舉例來說，有些非常實質性的“幸福”提升，比如，近百年來人平均壽命的大幅延長和某種流行病的成功防治，人們一旦習以為常，就不會因此感到幸福增加了，特別是看到周圍的人可能活得更長、更健康的時候。

貨幣收入也類似。

不過斯基德爾斯基還是給出了構成了“好的人生”的一些基本要件(basic goods)。

這些“幸福的元素”，本身就獨立“自成”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更高的目的的手段或途徑，包括健康、安全、順應個性、友情、尊重、同自然和諧相處、余暇(leisure)，等等。

有些“元素”是很具體的，像健康和安全，缺少了的確“萬萬不能”，但更健康更安全難道就更幸福?拿居住面積為例，開放以來，上海市民的人均面積從不到3平米增加到了30平米，上海人的幸福感是否增加了10倍?尤其是當看到鄰居同學超出了40平米而自己的還不到20平米的時候。

另一些“元素”則很混沌，像“尊重”，就更難量化了。

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的“decency(體面)”,有多少該由自己在市場里爭取，多少要靠政府來分配?作者把討論重點放在了時間的分配上，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人們該怎樣來把握，花多少時間在掙錢上，多少時間該歸自己來支配的余暇。

Leisure 或許有更好的譯法，按斯氏的界定，余暇有“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目的就在其自身)的特性，余暇時間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在的愛好，往往是文化、藝術和知性上的高級追求，直接就是目的，而不是先花時間換錢，再用錢來購買這類活動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