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的太空競賽會危及應對危險太空碎片等挑戰所需的合作。

科幻史冊中充滿了對未來的展望。

有些是像《星際迷航》（Star Trek）這樣的技術烏托邦，人類在那里和睦相處，共同探索宇宙。

其他則是反烏托邦，就像《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國家一樣。

但是這些故事中很多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描繪了一個人類超越部落和民族主義狹隘觀念的時代。

這個假設可能是不成立的。

這可以從特朗普呼吁建立統一的美國太空司令部中看出來。

或者，從中國最近的登月行動可以看出，中國對主權和日益活躍的太空計劃有著廣泛的看法。

這些例子表明，太空作為不受國家占有限制的最終邊界的定論值得質疑。

在撰寫本文之時，關于2015年太空法與國際太空法一致性的積極辯論仍在繼續，該法允許私營公司擁有從小行星中開采的自然資源。

國會中的一些派系希望進一步推進一項法案，即《美國太空商業自由企業法案》。

該法案規定，“盡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但是太空仍不應被視為全球公地。

”這種趨勢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太空大國之間，因為它不僅出對未來幾十年產生深遠影響，而且還會阻礙我們應對共同挑戰的能力——比如清除環繞地球運行的碎片。

黃金時代的結束1959年，時任參議員的Lyndon Johnson說：“那些為登上太空而共同努力的人們不可能一起陷入戰爭和荒涼的深淵。

”本著這種精神，1962年至1979年期間，美國和前蘇聯共同努力，并通過聯合國和平利用太空空間委員會，制定了五項重要的國際條約和許多關于太空的雙邊和多邊協定。

這些協定涵蓋了從獲救的宇航員返回和對太空物體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到和平利用太空空間等所有內容。

但是，它們沒有解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范圍外的太空武器化問題，也沒有建立能管理日益混亂的最終邊界的機制。

當確定月球的法律地位的時候，進展陷入停頓。

里根政府反對《月球條約》（Moon Treaty），其中部分原因是反對該條約規定的團體進行了游說，該條約稱月球與深海海床一樣是“人類的共同遺產”。

由于沒有任何組織支持該條約，它在美國參議院夭折，隨之則進入太空法的黃金時代。

今天，在該協議首次提出近30年后，只有18個國家批準了該協議。

集體行動問題的興起自從蘇聯解體以來，由于公共和私人空間權力的不斷增加，太空空間的管理變得更加復雜。

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國家和商業利益日益與太空聯系在一起。

除了太陽能衛星、聚變能源和軌道酒店等幻想之外，防止核擴散、經濟發展、網絡安全和人權等當代政治問題也與太空空間密切相關。

太空大國的名單已經從美國和俄羅斯擴大到中國、印度、日本和歐洲航天局的成員，特別是法國、德國和意大利。

其中每個國家在航天項目上的支出經常超過10億美元，據估計，中國在2017年航天支出將超過80億美元，不過美國在航天領域的支出仍高于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

但是，對于每個依賴從天氣預報到衛星通信等各方面的國家來說，太空已經變得非常重要。

到2015年，全球航天產業價值超過了3200億美元，預計到2040年這一數字將增長到1.1萬億美元。

像SpaceX這樣的私營公司正在努力大幅降低向低地軌道發射有效載荷的成本。

長期以來，近地軌道的有效載荷一直約為每磅1萬美元。

這種創新有望為新的發展開辟空間。

它還引起了對太空作戰可持續性的關注。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公開組建太空部隊的愿望，加劇了人們對新軍備競賽的擔憂。

如果新的軍備競賽產生，可能會加劇太空武器和碎片問題。

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因為在太空中使用武器會增加被摧毀的衛星碎片數量。

例如，中國在2007年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反衛星測試，在大約500英里的高空摧毀了一顆老化的氣象衛星。

這一事件造成了35000多塊軌道碎片，使太空垃圾的數量增加了大約25%。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太空政策系的軌道碎片專家Marshall Kaplan認為，由于太空垃圾問題日益嚴重，如果不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我們很可能最終不得不放棄目前使用軌道上的所有現役衛星”。

避免太空公地的悲劇公地治理專家Brett Frischmann表示，公共領域的悲劇是指“個人在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對共享資源——牧場、高速公路、服務器等——的無限制消費”。

這往往會導致資源的破壞。

鑒于太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開放存取系統，對公地悲劇的預測是不言而喻的。

太空法專家Robert Bird認為，各國將軌道空間視為一種公共牧場，可能會被過度開發和被碎片污染。

這是電影《機器人總動員》（Wall-E）中捕捉到的場景。

但幸運的是，除了國有化或私有化之外，還有其他出路。

由政治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Elinor Ostrom為首的學者表示，在某些情況下，團體確實可以進行自我組織和合作以避免過度剝削的悲劇，從而改變公地的悲慘下場。

在我即將出版的《信息時代的新前沿：走向網絡和平》一書中，我探討了關于“多中心”治理（由多個規模、部門和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復雜治理體系）的文獻。

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些證據，表明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時代，這種多中心方法的好處在于全世界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權力中心。

其中一個例子是航天國家為太空探索制定的行為準則。

該準則包括減少軌道碎片的必要性。

在建立國際空間站的國際聯盟取得成功的基礎上，通過深化與SpaceX和Blue Origin等公司的伙伴關系，可以取得進一步進展。

這不是對太空治理挑戰的“保持簡單和糊涂”的回應。

但是，它確實承認在可預見的未來國家持續控制太空行動的現實，而且這種結果確實有一些好處，包括問責制。

但是，在放棄國際空間站這樣一個經過試驗的模式，走向與國家研究站甚至是太空軍事前哨站展開競爭的未來之前，我們應該深思熟慮。

正如太空法的黃金時代所表明的那樣，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調是可能的。

通過尋找共同點，包括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我們地球人可以確保人類的太空空間發展是一場和平勝過競賽的前行，這不是一個國家的任務和使命，而是全人類服務科學發展，改善經濟和國際關系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