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為國家創造了800億利稅的企業的領導人，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還趕不上一個影星拍一個廣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個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如何體現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的價值？馬律師認為，褚時健走向犯罪道路有主觀因素，但客觀現實促使他心理失衡。

褚時健沒趕上的國企改革　　褚時健一案被判決后，眾說紛紜。

　　法律界的人士普遍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雖然他為國家創造了巨額利潤，但只要他觸犯法律，就應該受到懲罰。

褚時健罪有應得，量刑得當，經得住歷史的審判。

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說過，審判是一流的，判決是一流的，辯護也是一流的。

　　企業界人士普遍認為，褚時健擔任玉溪煙廠廠長期間，給國家所做的貢獻，上繳的利稅是有目共睹的。

但褚時建平均每個月3000多塊人民幣(6.1629, 0.0004, 0.01%)，這樣的分配無法體現按勞取酬的原則。

　　擔任褚時健辯護人的云南有名律師馬軍為褚時健算了一筆賬：褚時健出任玉溪卷煙廠廠長17年，“玉煙”17年利稅總額800億元，褚時健17年的全部總收入約80萬元，其比例是十萬分之一，即“玉煙”每創造1個億，褚時健的收入僅1000元左右，如果再加上“紅塔山”品牌352億元的價值，褚時健的該項收入比例更降至649元。

　　一個為國家創造了800億利稅的企業的領導人，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還趕不上一個影星拍一個廣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個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如何體現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的價值？馬律師認為，褚時健走向犯罪道路有主觀因素，但客觀現實促使他心理失衡。

　　馬軍說：“過去的60年間，我們在分配制度方面，一直處于沒有法律的狀態， 我們沒有《工資法》，沒有《勞動報酬法》，沒有《個人收入所得法》，我們的按勞分配無法界定， 1992年鄧南巡至今，我們沒有《市場經濟法》，沒有《市場法》，這些法律的缺失、制度的缺失，以及一些眾所周知的人為因素，你能說我們的分配制度是公平、公正、正義的嗎？不能。

”　　國企改革一直在摸索中進行。

　　1997年，褚時健被判入獄的這一年，恰好是國企改制的關鍵點。

　　1978年以前，中國企業的生產與銷售都是國家包辦，企業是政府的工具，“企業不是市場主體”。

“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是普遍現象。

　　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很多經濟學家呼吁，我國經濟工作要尊重價值規律、引入市場機制，應該賦予企業必要的獨立地位。

　　春江水暖鴨先知。

1978年10月，四川省對四川化工廠、成都無縫鋼管廠、寧江機床廠等六家實行放權讓利，給予企業更多的生產經營權，并根據企業完成生產計劃情況和經濟核算情況給與企業留存部分利潤。

留存利潤用于給職工發獎金或進行再投資。

　　四川寧江機床廠獲得自行銷售產品權后，4個月便承接了國內外訂貨1400臺機床。

該廠1981年資金利潤率比1979年增長77%，勞動生產率增長37.7%。

　　在地方國企進行放權讓利改革實驗的同時，經濟學界開始對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弊端進行反思。

董輔1979年提出：國有企業的要害問題，是國家政權的行政組織取代了經濟組織，企業成為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企業缺乏最起碼的生產經營決策權，不能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無論盈利還是虧損與企業與職工都沒有直接利害關系。

而且，企業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物，容易導致官僚主義、命令主義。

因此，國企改革最緊迫的是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使國有企業擺脫對行政機構的依附。

　　1979年7月，國務院頒發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

文件的核心是：改革計劃體制，國家向國有企業下達的產品計劃也要以市場購銷合同為基礎，國有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可以根據市場需要自行生產與自行銷售。

全面在國有企業推行放權讓利，實行利潤留存制度，把企業經營的好壞與企業生產的發展和職工利益直接掛鉤。

　　如此，國有企業雖然距離市場主體地位尚有距離，在當時卻是巨大的進步。

但是，經濟學家蔣一葦認為，在無法觸及所有制本身的情況下，擴大企業自主權才是國企改革的根本途徑。

　　1982年，經濟責任制開始在全國大面積推廣。

1983年國務院停止了利潤分配制度。

當年4月，財政部頒發《關于國營企業利改稅試行辦法》，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征收一定的企業所得稅。

之后，為調整國家與企業之間利益分配關系，將國有企業所需的生產經營資金由過去的財政無償撥付改為銀行有償貸款形式。

“撥改貸”的實施，使企業形成了明確的資金成本意識，但在社會資金無法進入國有企業的歷史背景下，也促使了大量國有企業后來不得不走上高負債經營之路。

正是由于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不易理清，促使國家花更大的精力來推動國有企業改革。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決定的核心在于“搞活”國有企業。

總之，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即，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兩權分離”的一個成果是“廠長負責制”。

廠長擁有對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決策權與指揮權及中層管理人員的任免權。

1985年，廠長負責制開始在全國推行，但是，文件里明確規定的廠長權利在現實中卻很難落實。

　　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決定對中國的國有企業進行徹底的改造。

從此，國家開始通過破產、倒閉、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對眾多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改制。

過去國家為了維持這些在戰略上并不重要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在財政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現在國家希望通過對這些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所有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它們推向市場，在財政上擺脫它們所造成的沉重負擔。

　　雖然作為國企改革的一面鏡子，褚時健在國企落幕了，但關于國企改革探索的步伐，有關方面一直沒有停止過。

　　2013年底，筆者在哀牢山的果園與褚時健面談，提起往事，他本人的評論只有短短一句話：　　“我已經看得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