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創業公司的團隊可能都會像中國女排一樣年輕沒經驗，但成功并非沒有可能。

“每個創業公司的團隊可能都會像中國女排一樣年輕沒經驗，但成功并非沒有可能。

今日，中國女排再次頑強逆轉，所有的褒獎重新歸來。

這一切，重新執掌女排的主教練郎平理所應得。

郎平用一個沒有特大明星的年輕團隊打贏了奧運會，她值得創始人學習的地方很多。

整場比賽，郎平在場邊，說的最多的是穩住節奏，不要急著去拿下比賽。

這是一位過來人或者團隊主心骨的素質和經驗。

中國女排的平均年齡只有24歲，最小的只有19歲，當天表現最為突出的主攻朱婷年僅21歲。

這是一群沒有過人天賦、敢想敢拼的普通姑娘。

然而當這樣一群人團結在一起，在一位富有經驗、功勛卓越的教練帶領下，竟然創造了奇跡，擊敗了原本實力更加強大的對手。

如果沒有郎平，這個比賽拿不下來。

這一屆女排球員的個人能力并沒有特別突出，也沒有核心人物。

但郎平牢牢把控著比賽節奏，每次對手的反擊剛有起色，她便立馬叫停，調整節奏，再上場時起碼連得三分。

而這種做法屢試不爽。

每次請求暫停，郎平與團隊心平靜氣的溝通，并非只在傳授技術，她實際上是讓這一幫年輕的隊員，學會在國際大賽中，如何把握節奏，如何不計較得失把比賽打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好。

這是郎平能夠憑借年輕的團隊取勝的關鍵，這也與其在國外生活的八年密切相關。

1984年，中國女排首次獲得奧運金牌。

郎平的球員生涯到達了巔峰。

這時的郎平沒有躺在榮譽上下不來，而是選擇離開北京去了美國讀書。

郎平在出國之后，與她一同奮戰的隊友們此后都加官晉爵。

她卻依然是一個“國際農民”，一窮二白，放下鮮花和掌聲，從零開始。

她在美國一所學校當助教，帶一群不會打球的學生。

而她本人連一頓麥當勞都舍不得吃，世界冠軍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1995年，郎平才在國家隊的應邀下重新回國。

這種坎坷經歷使得郎平懂得如何將一群普通人組合成的團隊，在一套體系和方法下，獲得超越普通人的成功。

郎平知道，她面對的女排這個團隊就是一群普通的姑娘們。

要把仗打贏，勁不能散。

郎平現在如果辭職了，這個團隊立即就散了，肯定不行。

所以從開始這個團隊精神一直傳下來，里面不能有雜音，有雜音就隔離掉，像高壓鍋和游泳池。

這是從郎平帶團隊中能看到的創始人精神，充滿著把普通人變成不普通的勁。

普通人只有靠一股勁，才能成，這是郎平。

創始人如果光想著自己專業能力很強，剩下的人都不行，也不想法設法把大家擰成一股繩，肯定會出問題。

大部分創業者擁有的團隊并不豪華，但并不意味著無法成功，郎平的成功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借鑒。

我們將此歸結為高壓鍋文化和游泳池文化。

高壓鍋文化就是大家都在高壓鍋里，不漏氣、不散氣，大家使一種勁。

因為一旦哪個地方的氣散了，整個團隊都得重新來。

游泳池文化就是人人都在游泳，不能有人在上面看。

游泳池邊上不能有人，得全部踹到水里。

說別人好或者不好都很容易，難的是自己也下水游一游。

創業同樣如此，每個團隊都要像創始團隊那樣，需要離開舒適區，進入學習區，腳踏大地。

以下內容節選自郎平自傳《激情歲月》，記錄了郎平在1987年出國到1995年回國執教的八年艱辛歲月。

撤！不能躺在榮譽上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師大學英語，半年后，有一個機會，我決定公派自費去美國留學。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只想出去一兩年，學學語言、開開眼界。

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女排這些年，得到很多榮譽，人們對女排隊員幾乎是家喻戶曉。

雖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別人注意，身不由己，連上個街買東西，都受拘束。

有一次，我想去看電影，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黑燈了，開演了，我們才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剛坐下，也許是我們倆的個子太高，還是被幾個觀眾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這一叫，整個劇場都不安寧了，我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們總覺得，“女排”是中國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

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是有功之臣，國家不會虧待你的。

”我覺得自己似乎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我就是覺得，國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軍”的獎杯上吃一輩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

“世界冠軍”只說明我的過去，而一旦從女排的隊伍中退下來，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學習本領，我得重新開始生活，必須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我不愿當官也有人說，不是可以到體校、體委做領導工作嗎，但是，我不愿意當宮。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訓，我耿耿于懷，發誓不當官。

那年，我們在湖南的郴州訓練。

那時的訓練基地條件很差，是那種竹棚子，透風的，冬天很冷。

一個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來找我，說領隊讓我跟他去一趟國家經委。

那個時候的我很單純，心想，是領導安排的事情我總得去做。

到了那兒，我才知道，這個基地主任是向國家經委要錢，說是建設訓練基地，我也幫著說話呀。

也許，我說話管點用，上面果然給予考慮，很快就撥了錢。

但是，我后來才知道，這筆款到位以后，他們并沒有馬上用來建設訓練基地，有人把這情況告到紀檢委，還提到了我，說是郎平去要的錢。

體委要我寫檢查。

我覺得特委屈，是隊里的領導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們要錢是為了建設訓練基地，至于他們拿了錢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

可是，領隊把責任推得一千二凈，他說他沒讓我去。

體委的批評很嚴厲：郎平，你要謙虛謹慎，你拿了世界冠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處耍錢！后來，我只得寫了個情況匯報交上去，上面也沒再追究。

但這事的陰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

當了官就得順著別人說話，上面說什么，你就得說什么。

我沒這個“修養”，心太軟，老同情人，不是當官的料。

所以，1987年4月我離開北京，到美國選學了體育管理。

一無所有的“國際農民”到美國后，因為我拿的是公派自費的簽證，所以不能工作，沒有經濟來源。

一開始，我住在洛杉磯的華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奧運會代表團統一的制服，就要帶我去買衣服。

進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說，花人家的錢，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當作公家食堂，我吃飽了肚子，吃餓了心。

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現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層，還得靠人家借我汽車、給我買衣服，我所有的優勢一時都沒有了，心里很難平衡。

后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來美國學習，就是要掌握自己過去沒有的東西，開始新的奮斗。

于是我決定離開華人比較集中的洛杉磯，去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為不想老生活在他們的庇護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學排球隊做助教。

學校給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費讀書。

但說是做助教，其實就是在哄著一些水平很差的隊員。

一開始，我心里很難接受：我是世界冠軍隊隊員，跑到這兒來哄一群幾乎不會打球的大學生，位置整個是顛倒。

但我不得不說服自己：不想顛倒，回中國去，你來美國，就是找“顛倒”來的。

為了獨立自給，那年夏天，我在十個夏令營做教練，教孩子們打排球。

來參加夏令營的孩子，純粹是為了玩，從早到晚都得陪著他們、哄著他們，特別辛苦。

當時，我語言還不過關，要表達點什么特別費勁。

那時的我特別窮，白天讀書時的那頓午飯，我不舍得去學校食堂或麥當勞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帶飯，去超市買點沙拉醬、洋白菜、西紅柿、火腿，再買兩片面包一夾，這樣，花五六美元，一頓快餐的錢，我可以吃一個星期。

但吃到后來，見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國，和女排老隊員一起去哈爾濱市打一場表演賽，我的那些老隊友，大都是處長、主任級干部，可我還是個窮學生，我笑稱自己是“國際農民”。

第一次為錢打球生活不獨立，感覺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須勤工儉學給自己掙學費，更重要的是，這對我們中國運動員的價值是一種證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樂部老板聘用我，我太興奮了，拿了人家的錢，我得好好干。

我攢足了千勁，結果，第一天訓練，活動得太猛，把肌肉拉傷了，但輕傷不下火線。

第二天比賽，照打不誤，我用一條半腿在那兒跳．3:0就把對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隊里的主力。

但是，賽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關節嚴重受傷，同時又崴了腳，不得不動手術，醫生關照，必須休息一個月。

我心里又著急又難過，這樣，我等于耍缺席四場球，結果，四場球全輸了。

老板一見我，總是這句話：“你的膝關節怎么樣？”而他的表情是在說：“你的膝關節怎么還不好？”我當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樂部是靠贏球才生存的。

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臉色就知道是贏球了還是輸球了，他的臉像天氣預報。

而且，一輸球，老板不高興了，工資拖著不發……后來，我沒等傷好利索，就咬牙上場，讓朋友從美國給我寄來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場。

有一陣，軟骨碎了，小碎片就在關節里跑，又卡在了骨縫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積液。

比賽前，先讓醫生把積液抽出來，打完比賽再抽，沒辦法，多痛苦、多麻煩，我也得堅持。

你拿人家的錢，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賣命地打。

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一年后，我的簽證因為這段工作經歷，變為“工作簽證”，在美國可以辦綠卡了。

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績通過了語言關，而且，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為新墨西哥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的研究生。

大學畢業后，我留在美國生活，直到1995年應邀回國執教。

而這段8年的海外生活經歷，歷練了我的心智，我已經把自己這個“世界冠軍”一腳一腳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實。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出國后“一文不名、一無所有”的生活，沒有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經歷，我的人生不會有第二次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