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杉資本向來關注新技術、新經濟，沈南鵬帶給中國人的紅杉資本卻一直在那些人力資源密集、成本低廉和附加值相對不足的產業里發力。

這意味著什么？沈南鵬說，在中國投資，我主要奉行三個理念。

1投資項目看中“中國消費”當代資本一般都比較看好新技術與新經濟，在美國硅谷，投資家們都將精力關注在所謂技術革新上。

但在中國，體現的則是另外一個場景：能夠有爆炸性成長的行業非常多，并不僅僅局限于互聯網、軟件等行業。

中國軟件行業的增長可能還比不上一些所謂的傳統行業。

比如中國的體育用品市場，我們肯定認為它是一個很傳統的市場，但它每年的增長率遠遠超過軟件行業。

哪些屬于傳統行業，哪些屬于新興行業？對我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些行業有沒有爆發性、前瞻性的變化，我們關心的是行業變化的格局，而無需去定義傳統與非傳統。

比如我們所投資的匹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中國制造的消費產品。

30年前它還只是耐克和阿迪的加工廠，跟很多福建、浙江、江蘇的知名企業一樣；但10年前，匹克的經營者意識到中國消費即將突起，于是開始打出“匹克”這張商品牌，現在做到與李寧、安踏齊名，進入前三。

這是一個我們在中國投資的最經典案例。

另外一個公司，我們的投資也成功，就是利農。

它現在是中國領先的綠色蔬菜生產商，在西蘭花、小南瓜、櫻桃、番茄市場上擁有第一名的市場力。

這些都是傳統行業，在美國，這些行業的格局已經形成，很難產生大的公司。

但對中國來說，這是紅杉的一個巨大機會。

這是美國的投資基金不可想象的。

而且，這里也需要高端技術。

以色列的農業走在中國前面，所以我們從那里引進了一些高端技術。

在很多地方我們借鑒海外的商業模式與技術，但我們的立足點一定在中國。

選擇投資對象時，我們很少投資那些主要以海外市場為主的企業。

為什么呢？因為，中國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某種產品只要能夠在中國被大家所歡迎，那它的增長潛力將非常非常大。

從匹克的衣服到利農的蔬菜，就非常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

而這也是“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消費”一個更重要的旋律。

“中國制造”是將生產的產品賣到海外去；而“中國消費”就是生產自己的品牌，在國內消費。

現在有一種流行觀點，那就是中國經濟整體對外的依賴度太強，而我們的內需市場不足，拉動不足。

作為投資人，我是這么看待的：經濟危機來了后，很多人懷疑中國的內需，但從我們企業自身的發展來看，還是處于一個高增長階段。

當然，這里有一個所謂的規模問題，當企業達到一定的規模后，一些基礎方面的增長不會因為金融危機有太大的動蕩，當然一些中高端產品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但體育用品、蔬菜等都是人們離不開的。

2誰是企業股東并不重要什么樣的資本適合從事什么樣的產業，應該由資本本身決定。

總體來講，現在其實是一個更開放的市場，無論內資還是外資，只要你有好的管理理念，有好的投資方向，有好的經營團隊，那你肯定可以賺到錢。

有人說在中國做生意，教育費用會過分高企。

我認為，從大的環境來講，中國的投資環境是越來越良性。

我覺得在中國做生意所需要的應該是一個很低的教育成本，而且政府的支持非常明顯，尤其是對創新行業的支持全世界少見。

投資每一個國家都有所謂的政府參與，政府所關注的一個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的投資最后能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效應。

比如，政府給一些大學生提供二三十萬的創業貸款，這些資金的投入比我們風投進入的時間還早，而且既沒有股權要求，也無需擔保，只是說幫助這批達到一定標準的年輕人創業。

這在美國有嗎？可能沒有。

真正的自由競爭是很難的，我們涉及的行業也并非全都自由競爭的行業。

在我們所關注的行業中，有的有政府監管，比如媒體行業、互聯網行業、醫療行業，有的則相對少一些，比如消費品行業；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政府，比如新材料、新能源，并享受一些政府補貼。

不管做什么投資，政府是支持還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最關鍵的是這個企業有沒有市場競爭力。

比如在房地產行業，萬科做得很成功，我相信這里確實需要對宏觀政策的正確解讀，但萬科在管理上的出類拔萃也非常重要。

現在中國正處于一個資本的轉換過程，對于企業而言，股東是誰其實并不重要，關鍵是經營機制有沒有建立起來。

對于不同的企業而言，不同的企業形態決定了不同的經營機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對企業經營者、管理層的激勵機制是一個企業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中國的企業特別熱愛多元化，紅杉美國作為全球回報率最高的一個基金，在過去三四十年的年平均回報率超過50%，這已經是一個奇跡。

在中國，過去五到十年里也有不少企業平均成長率在50%。

投資專注不專注，關鍵在于這個行業有沒有持續增長的可能與潛力。

今天，如果我是企業家，一旦看到某個行業或企業有50%的持續增長潛力，那我就不會分散投資，因為再去投資的企業能否做到50%成長還是一個疑問。

但如果這個企業每年只有10%的增長，那我就會拿出一部分資金到外面尋求有更好回報的投資機會。

作為股東與管理層，應該更多的是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當然，這個核心競爭力可以延伸到某個業務的中下游。

在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的透明度應該越來越高。

這里牽涉到一個知情權的問題，至少企業的股東都要有知情權，在國內，這個現象很少有人思考。

從長期來看，這是一個企業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你越透明，市場就會給你更高的議價。

這對全世界來講，都是一個普遍規律。

那些治理機制好、透明度高的企業，投資者對它信任度高，而信任越高也就意味著它的市盈率越高，這樣公司股東和管理層都會得益。

3堅守下一個投資是最好的對于中國人來說，尤其是企業家，都有很強的家國意識，希望產業救國，這是一百年來的一個恒久的主題。

因為教育環境與成長環境的關系，在中國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也有這種心結。

我想，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基金與我們一起扮演這個角色，我們合在一起的力量肯定會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至少可以讓人們看到，在政府資源、政府資金以外，還有一些民間力量在幫助不同的行業成長。

比如榮氏家族，張謙，這在當時基本上可以被視為中國的一種文化傳統。

我認為，企業需要賺錢給股東回報，但同時也必須考慮巨大的社會效應。

因為企業所謂的利潤，尤其是暴利、高端利潤，都來自于社會。

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你不可能成功。

作為企業家，當企業做到一定規模后，這就是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包括回饋社會，未必就是說做多少慈善。

慈善很重要，但慈善的背后是如何將社會責任感提升。

借用谷歌的話來講，作為基金，我們的社會責任就是不做欺詐性的事情；同樣我們的基金要投入那些陽光企業、對社會有很大貢獻的公益行業。

這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并不容易。

比如，今天有一個賺錢機會，但屬于短期行為，而且產生的社會效應也有限，你做不做？仔細想一想后，我未必會去做，我應該將時間與精力花在打造一些早期的企業上。

其實，投資早期企業非常辛苦。

做投資，你必須思考一些國家關于憲政、法制方面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在國內做投資必須思考，也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的法制環境越來越好，現在的問題可能更多地存在于執行層面，就是怎樣使政府能夠在執行上有更高的效率。

對我來說，做投資家可能比做企業家更好一些，因為我不太關注細節，作為企業家來說還不夠。

但作為投資家，至少還能及格。

另外，過去我們走得比較快，有些事情是事在人為，但有些事情還是要依靠整個環境。

我作為投資家，還是覺得時間有些短。

我真正開始做投資其實也就十年時間，現在，我們投了近50家企業，這個速度已經非常快。

對企業來說，聰明與靈活不是重點，關鍵是能夠不斷積累。

投資是一種文化，我們正在摸索一條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成熟的、長期的投資之路，它的出現需要時間。

我相信，四五年之后，我們的投資肯定比以前更好，就如紅杉所堅守的一句話，“下一個投資是最好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