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又創業了，就在上個月，由他主導的“碎樂”音樂平臺正式上線，它看起來像是一個音樂界的“自媒體平臺”，不過具體產品形態待會再講，因為我覺得，相較產品本身的布局和商業模式，這位搖滾巨星對這次創業緣起的陳述，或許是個更值得聆聽的故事。

　　我是在不久前汪峰在騰訊的一個演講中聽到他再次創業的消息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盡管依然穿著標志性的皮褲…但他的演講主題和歌詞中常出現的諸如“理想”和“信仰”等正能量大詞沒什么關系，而是一個赤裸的關于“音樂和錢”的現實問題：“不能餓死音樂。

”　　汪峰用自嘲緩解觀眾對這一主題的不適，“當鮑勃·迪倫已經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作為一個搖滾音樂人，為什么這么俗，在這么重要的場合談錢？”答案并沒有在風中飄蕩，而是擲地有聲的砸在地上：因為“窮”。

　　作為貧窮的經歷者，18歲寫歌到28歲十年間，生活給予汪峰一個多么痛的領悟是，“原來音樂作品是不賺錢的”，名氣的提升與唱片收入并不對等，唯有靠商演賺錢，他打趣道：“這就相當于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資的，下班之后你開著車回家順道拉兩個人，賺點生活費。

”　　嗯，在中國，由于版權等問題的不健全，更多創作者的生活并不光鮮，無法將作品直接兌換成收益，也讓很多年輕人放棄音樂。

“2013年的時候我的演出已經是2009年和2010年幾十倍的價錢，很多人問我你肯定很開心吧，我說我就是很開心，因為我很自豪寫出了很多人喜愛的歌曲，但我同時也覺得特別羞愧，因為我不希望在這個領域只有我一個人拿到這個報酬，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有才華。

”　　我覺得作為音樂市場金字塔頂端的歌手，汪峰說這話的時候是真誠的——坦率地講，也許比他當導師的時候更要真誠。

　　于是，他將情懷落地的方式，押在了剛剛上線的“碎樂”上。

那么在“內容創業”的大環境中，這一音樂領域的“內容平臺”能否成為改變行業窘境的一味良藥？　　無解的貧窮？　　其實在中國，音樂與貧窮是一個循環播放的話題。

我印象很深，幾年前高曉松就曾感嘆道，理論上音樂是一個遠超電影的產業，但最前端的內容貢獻者卻稱得上是弱勢群體。

幾年過去，情況似乎并未好轉太多，最近許巍在魯豫的節目中講了一個細節：許巍一直堅持帶自己的樂手參加商演，“錄一首歌沒多少錢，如果歌手唱完專輯拿著伴奏帶到處走穴演出，掙很多錢，樂手就沒事了。

都這樣這個行業的音樂家就別干了，很多年輕孩子再拿起琴的時候會覺得做樂手很辛苦，連生存都困難——確實，現在北京就是這樣。

”　　在演講中，汪峰也談及了當年辭去公職組建“鮑家街43號”，必須面對房租和飲食等窘境的過往。

而到了現在，我了解到的情況是，大多數憑手藝吃飯的音樂人還到不了“沒有信用卡和24小時熱水的家”那么不堪，但也絕談不上多么“體面”。

　　這并不完全是物競天擇的“市場原因”，更非理所當然。

如你所知，有點老生常談，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版權制度的不完善，汪峰就用加拿大歌手艾拉妮絲·莫莉塞特和自己的版權收入做了對比：三到四年時間，艾拉妮絲·莫莉塞特的專輯《憤怒的小藥丸》在全世界通過實體和流媒體大概賣了3500萬張，得到版稅大概一億美金；而《怒放的生命》專輯下載超過五千萬次——再加上《北京北京》《春天里》《飛的更高》《存在》這樣的爆款歌曲，下載量可能有兩億次左右，但汪峰從業至今全部版稅收入一共只有60多萬人民幣，“那一刻給我的震撼無法形容。

”更可悲的是，如果汪峰拿了60萬，那么更多人，你可以想象，也許連600也拿不到。

　　當然，除了版稅，對于大多數長尾音樂創作者，寫出的優秀作品沒有辦法抵達到用戶，也是困擾中國音樂產業的原因之一，高曉松就曾表示：“我入行二十多年最煩的一件事就是，明明粉絲是最強的驅動力，但卻被屏蔽在行業之外。

”而即便有幸將作品變現，從傳統音樂產業鏈中分得的利益也非常非常有限。

　　如何讓更多音樂人將作品直接變現——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像滴滴司機可以將駕駛技能直接變現，不再被產業鏈條瓜分收益，音樂內容能否也直接“交易”？汪峰頗為悲觀地表示：在道德和法律上，在中國，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

　　但在汪峰看來，這或許是互聯網產品的機會，這就要談及他的創業項目：“碎樂”。

　　誕生更多“六神磊磊”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碎樂”平臺上承載的更多是那些未成品和非版權的碎片化音樂內容，譬如創作時的小樣，以及各種隨時聽到看到的音樂場景，而非其他平臺上的成品歌曲——個人覺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音樂作品的“短視頻”。

如“碎樂”聯合創始人兼CEO陳超仁所言：“碎樂抱著為音樂創作者直接連接用戶的理想應運而生。

”　　具體來看，它是一個通過展示碎片化音樂，將音樂，音樂人和音樂愛好者相互連接的平臺，用戶無論上傳音頻，視頻，樂評，問答，都有機會獲得應得收入，如其他領域內容平臺相似，全部收入歸創作者和發布者所有，平臺早期分文不取——總之，核心邏輯是，它提供了一個增量渠道，讓更多音樂人能真正通過音樂本身去賺錢。

　　嗯，這也許已經令你想到文字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某種意義上，如今“內容創業”的號角正吹向門檻相對高企的音樂領域。

而“碎樂”的產品邏輯也在降低好作品抵達用戶的門檻，如果你的作品足夠沁人心脾，哪怕只有一小段，也能讓收益頗豐。

　　或者直白點說，讓音樂界也能誕生更多的“六神磊磊”——這些將才華通過粉絲變現的創作者，是汪峰“臥薪嘗膽”再創業的最大緣由。

就像他自己所言：“作為音樂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我有義務去做點兒什么。

我希望這個小小夢想可以實現，如果實現了，它真的會改變中國整個音樂行業，如果它實現了，我可以看到那么多寫歌的人，唱歌的人，臉上露出的是讓我們覺得特別有尊嚴的笑容。

”　　文藝青年的“道德自信”　　先將情懷與宏愿放在一邊，其實在我個人看來，在一個價值取向上普遍敵視商業的地方，能夠直言金錢對于創作者的重要性，建立某種道德自信，試圖讓遠離聚光燈的音樂人們告別貧窮，是無論作為商人還是音樂前輩的汪峰最值得點贊的地方。

　　其實這蠻難的——尤其在標榜“理想”，“內心安寧”，“純凈”的文藝青年群體。

有句特別歲月靜好的話是這么說的，“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坦白講，我25歲之前也這么想，但我現在更相信：“合法掙錢是這個世界上最體面的生活方式。

”由這個國家商業上最成功的搖滾歌手提供這種道德自信，我覺得非常正能量。

　　另一方面，我也一直相信，拜互聯網所賜，只要你不懶，且智識正常，這就真的不是一個懷才不遇的時代。

因為這個世界的資源配置和聚合方式已經逐漸從行業權威（音樂就是個好例子），國家意志，乃至資本等確定性方式上轉向具體的個人——就像手機地圖上那個隨你而動的小藍點，你不必再以某個特定地標為中心，只要你真有本事，完全可以站在原地高喊一聲“我要”，然后等待資源的圍攏。

　　不妨舉個例子，我個人很喜歡的文藝青年：羅永浩。

有時從一個人身上就能感到時光荏苒，當不少他的粉絲還將其印象停留在當年在《獨唱團》上寫《秋菊男的故事》的羅永浩時（剛查了一下，小說最后一句是：“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時常常感受到的那樣，鋪天蓋地地壓了下來。

”……），今天的錘子科技CEO羅永浩已經憑借Smartisan M1在殺紅了眼的智能手機戰場占有一席之地。

　　其實汪峰也一樣，作為曾經的文藝青年——也許現在也是，當他不再單純為了財富而堅持在自己領域做著“不讓音樂被餓死”的事，這顯然是一件更酷的事，也是他正在實現的更大的夢想。

　　嗯，那么你的夢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