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比特幣交易平臺First Meta的28歲美女CEO Autumn Radtke 自殺身亡，原因未知。

2013年1月，幼兒環保健康產品線上公司Ecomom宣告破產，老板Jody Sherman自殺，幾周后網店關門大吉。

和Sherman自殺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還有互聯網新秀、網絡活躍政治家Aaron Swartz自殺身亡的消息。

雖然僅憑這些，并不足以說明與其他高壓行業的人群相比，創業者的自殺比例更高，但一系列事件也在創業界激起了少見的反思。

資深創業者Jason Calacanis在一篇博客中提出疑問，是否“作為創業者的壓力，與帶領團隊不斷追求進步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他們的死亡。

”與創業光鮮亮麗的一面相比，這些內容無疑構成了創業灰暗的一面。

當這些創業者們被問及，為什么要承受這樣艱難的創業過程，不出意外你會得到他們充滿熱情的回答。

比如荷蘭初創公司Peerby的CEO Daan Weddepohl說，“因為想改變世界”。

這樣說其實并不是空談，如果Peerby運作順利，Weddepohl真的能創造鄰居閑置消費品租借的新市場。

但這樣的熱情卻也必須面對各種不確定因素，比如說失敗。

對創業者來說，他們的工作就是“無中生有”，讓人們相信他們能從0開始，從他們的想法開始創造出成果。

Weddepohl解釋說，“創業公司構建的過程就是構建信任的過程——與投資人、合作方、顧客、媒體等建立信任”，而這卻又顯得異常艱難。

線上定制服裝企業的聯合創始人Andreas Klinger認為，很多創業公司夸大宣傳：“每件事情都聽起來很美好，但在初創公司所說的成功，可能背后隱藏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外界卻并不知道”——Klinger的服裝公司現在已經不復存在。

初創公司Tab的合伙創始人Shawn Zvinis說，好像“早晨感覺每件事情都在正軌，晚上卻覺得一團糟。

每每會遇到沮喪的早晨都爬不起床的情形——試問自己：做著改變世界的工作真的會感覺如此之糟么?”另外一個不幸的事實，Tab在去年12月也宣告破產。

實際上，投資人每次給出的金額可能只是杯水車薪，創業者們只能通過削減開支、壓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來確保支付自己員工的薪水。

再引用一句創業者的話：“如果你沒遇上過入不敷出的時候，那你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在創業。

”很多創業者放棄了公司以外的生活，公司就是他們的家庭。

這樣的角色占有，讓長期雇員、更有甚者是共同創始人的離開，成為創業者不能承受之重。

Weddepohl本人就曾有兩次和聯合創始人結束合作的經歷：“好像離婚一樣”艱難。

對于創業失敗，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的解讀也不徑相同，雖然對大多數都是個人事業的災難——畢竟這是付出了多年的努力，創業者們意識到自己的創業夢已經結束的時刻。

但很多人仍然愿意再試一次。

約旦創業人Gaith Kawar表示，“失敗就是創業游戲的一部分。

而失敗者需要做的，是進行反省，發現學到的東西，然后繼續前進。

”而他本人也是這一認識的堅定實踐者，正在為自己的第七次創業努力。

創業者留給私人生活的時間，可能是各個行業中最少的。

很多創始人抱著成為下一個喬布斯或扎克的夢，但Ribbonfarm咨詢公司的Venkatesh Rao給出了另一種見解：“創業公司將形成新的勞工團體”(Entrepreneurs are the new labour)，他還發布了一系列同名博客文章。

確實，“租金和泡面”可以刻畫創業者艱苦的生活，但Rao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指出今天的創業局面類似于19世紀后半葉英國工業的發展狀況：維多利亞時期的鐵匠進入商品化階段，成為新的工人階級的核心；而目前艱難的創業者們組成的團體，也將成為新的生產業的中堅力量。

精簡的創業理論、創業公司孵化器和標準化的投資條例，都顯示創業正變得越來越模式化和商品化。

這看上去是好事，但隨之也出現了投資人和創業者之間的力量失衡，Rao認為，“投資人已經占據了上風，投資者和創業者之間的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像管理層和員工間的關系。

”Rao還提出了目前普遍的“人才收購”(acqui-hired)的行為：大公司收購小型創業公司，目的不在于收購技術，而是在于收購后者的創業團隊，這不得不讓一心想要改變世界的創業者們沮喪。

雖然對于工程師來說不是壞事：通過人才收購的晉升速度可能是傳統流程的兩倍，并且花費的成本也遠低于后者。

但對于初創公司或加速器來說就有些變味：因為這些收購者們，似乎并不在意去挖掘真正的創業者，培養下一個扎克或喬布斯那樣的杰出人才，而是在走培養適合知識經濟的工作者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