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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胡季強出生于浙江東陽一個中藥世家,外祖父曾留學日本,舅舅是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蔡希陶,父母也都是藥學出身。
得益于家庭的熏陶,胡季強從5歲開始,就把中藥方劑當唐詩背誦,7年已經把《中藥學》讀得滾瓜爛熟。
父親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一上山采藥就把他帶上。
不過,這一切在文革爆發后嘎然而止,父親因為愛提意見而扣上了一頂右派的帽子,直接被送去勞改。
從此,胡季強的命運也就此改寫,盡管他一到考試就是第一名,卻什么都靠邊站。
升高中時,胡季強又是考第一,又是毫無意外的落了榜。
胡季強絕望了,他含著眼淚離開學校,就此拎起藥箱,跟著父親做起了赤腳醫生。
把脈、采藥、研磨、打包,胡季強一干就是3年。
本以為在村里當一輩子赤腳醫生,沒想到忽如一夜春風來,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隔年就恢復了高考。
憑借打小練就的中醫童子功,胡季強一舉考上了浙江醫學院藥學系。
藥學專業難啊,光要記憶的中草植物就有2000多種,很多同學成天早出晚歸,依舊愁眉苦臉。
不過,在胡季強那里卻是小兒科,“書本上的那點知識,吃不飽。
”大二那年暑假,他去了昆明。
舅舅是植物所的所長,胡季強就在舅舅的實驗室做起了植物提取實驗,“萃取、蒸餾、過濾,”也就28天,就掌握了試驗要領。
然而,盡管胡季強身懷十八般武藝,但在講究出身的年代,杭州是沒有立足之地的,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去金華下面的蘭溪云山制藥廠。
說是一家制藥廠,云山前身卻是一家養蜂場,花粉不少,不過藥品卻掰指頭都能數過來。
換上一般大學生,估計瘋了,但是胡季強卻很高興,“總算專業對口,沒讓去種田就不錯了。
”在制藥廠,胡季強的崗位是技術員,不過他不挑活,領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1983年春天,副廠長拿了一份英文材料,要胡季強翻譯,原定一個星期,結果胡季強熬了一個通宵就趕了出來。
時間一長,員工就議論紛紛,“傻啊,光憑技術就能升職?”沒錯,傻人有傻福,誰能想到1985年知識分子會落實政策呢?那一年,不但胡季強父親的右派帽子被徹底摘掉,而且廠里對干部考核評選實行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于是,科班出身的胡季強跳過技術科長的位置,直接當上了副廠長。
當年年底,兩位老廠長先后退休,24歲的胡季強扶正,就這么火箭般地成了蘭溪最年輕的廠長。
不過,廠長不是那么好干的。
擺在胡季強面前的現實是人員老化,軍心不穩,產品單一。
怎么辦?他首先推出了“三個穩定”的策略。
一、穩定隊伍。
當時,廠里200號人,有一半面臨退休,而剩下的100多個年輕人隨時準備跳槽。
“必須啟用年輕人,否則大伙都是死,”胡季強把老廠長抬了出來,勸說老同事退居二線,同時,一次性提拔了20多個年輕人到一線崗位。
二、穩定薪資。
大伙都盼望著漲工資,可是,額度從哪里來呢?胡季強想出的一招就是“擠”!他大幅壓縮廠里的招待費、辦公費,愣從牙縫里擠出來一塊薪資,然后,給到了一線員工,“每人上調2級。
”三、穩定預期。
以前的歷任廠長都怕得罪人,所以大伙干好干壞一個樣,胡季強上來可不管那個,直接放出狠話,“干好了,年底還有獎金,不干活想都別想。
”三招過后,工廠悄悄發生變化。
半年以后,車間里已經見不到打牌聊天的,廠區出現了久違的車水馬龍景象。
搞定了內部管理,此后,胡季強集中精力開發新產品。
1985年秋天,他召開了中青年業務骨干座談會,一個車間主任建議從花粉中提取有效成分,做成護肝保健品,“全國患有肝炎的人在成倍增加。
”胡季強聽進去了。
僅僅過了2個月,一款具有養肝護肝的保健品就問世了,并在蘭溪一炮打響,當年就有50萬進賬,第二年銷售收入擴大到300多萬,一舉解決了員工的溫飽問題。
不過,胡季強很清楚,“保健品只是權宜之計,隨時可能被藥物取代。
”有員工提議公司發力治療肝炎的藥品,或者做心腦血管的藥品。
那些產品確實熱門,胡季強也考慮過,但當時的云山制藥廠要設備沒有設備,要資金沒資金,根本競爭不過大廠。
這個時候,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站了出來,“為什么不生產治療前列腺的藥品?”他以自己父親為例,提到因為前列腺肥大而痛苦30多年,而市面上根本見不到有效治療的藥物,“國外的貴得離譜!”“治療前列腺?”胡季強眼睛一亮。
一方面,我國少說也有3000萬男性患者飽受前列腺肥大等折磨,另一方面,本草綱目中提到,油菜花的花粉對治療男性前列腺成效顯著,而金華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油菜花。
于是,胡季強決定劍走偏鋒。
此后,技術團隊折騰搞了一年半,最后總算搞出了原型藥,可臨床一實驗,藥效卻非常低。
怎么回事?產品處方沒錯,工藝流程也沒錯,難道是原材料出了問題?仔細一分析,胡季強恍然大悟。
原來,浙江的油菜花是多,但是日照時間短,榨油可以,做藥引子就不行了,“有效成分大打折扣。
”于是,胡季強去了西北,他在位于3300米海拔的青藏高原,發現了門源油菜花,“日照時間是內地的2倍以上,而且綠色無污染。
”就這樣,世界上首個以油菜花為原料的植物藥“前列康”誕生了,一舉填補了國內前列腺藥品的市場空白。
1988年五一,浙江衛生廳,杭州市衛生句和浙江醫藥總公司聯合召開了前列康鑒定會,三十多位前列腺專家齊聚杭州,最后的結論很振奮人心,“藥物安全、有效、新穎。
”專家前腳剛走,后腳醫藥代表就到了,“全國幾千萬男性患者就等著這一天呢。
”果然,半年過后,僅靠口碑營銷,“前列康”就成了江浙地區的搶手貨。
1989年,胡季強將云山制藥廠改組為康恩貝,并向全國發起強勢攻擊。
在渠道上,胡季強一口氣招募了400名經銷商。
不過,經銷商都是老油子,他們心里有桿秤,“誰給的返點多做誰家的,誰家有名做誰家的。
“是啊,人家很現實,當時沒有幾個百姓知道前列康的。
于是,胡季強咬緊牙關,拿出5000多萬找到了各大衛視臺。
從此,每天7點半新聞聯播一過,全國各大衛視隨處可見,“前列腺要健康,就找前列康!”各省的交通廣播,胡季強更是沒放過,“20多個城市的交通廣播,穿插的都是前列康的廣告。
”到了1991年,靠著電視、報紙、廣播強大的攻勢,“前列康”一年的銷售收入達到2個多億。
不過,打鐵需要自身硬,要想做強,就必須自身足有造血能力。
所以1992年以后,借著小平南巡講話的東風,胡季強決定步子邁大一點,“自建銷售隊伍,打進各大藥房。
”正常的節奏是一個城市一支隊伍,胡季強卻玩狠的,一個城市放2個團隊窩里斗,“哪個團隊業績做得好,地盤就歸誰。
”誰會跟錢過不去?結果60多支隊伍在30多個城市拼得熱火朝天。
當然,最終受益的自然是工廠,1992年底,前列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入了全國各大藥房。
但問題很快就來了,經銷商當起了甩手掌柜,“讓我們做雞肋,沒門!”幾個大的經銷商首先站了出來,對胡季強的電話愛答不理,或者斷斷續續進貨,一次就象征性進個三、五箱。
更加恐怖的是,重慶方面還出現了盜版前列康,而且10塊的價格竟然賣到了15塊,“比正牌的還貴5元。
”一看有利可圖,一些經銷商就打起了小算盤,正品前列康里面混雜著冒牌的,“真真假假,讓消費者很難分清楚。
”當然,假的真不了,消費者一吃就露了陷。
但是,正牌的前列康就慘了,“消費者搞不清真假,哪里還敢買。
”于是,很多藥房果斷把前列康擺在無人問津的角落。
結果1993年全年,前列康銷量下滑了60%。
胡季強再也坐不住了,他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好在正義就是正義,沒過多久法院就勒令重慶那家企業停止生產。
為挽回市場,胡季強果斷使出了3招。
第一招,讓利經銷商1994年3月,胡季強召開經銷商大會,當即給400多名經銷商的返點提高3個點。
其實,很多經銷商要的就是公司一個態度,如此一來,當即就搞定了4000多萬的訂貨合同。
第二招,產品調研,摸清消費者心理合同是簽了,但是藥品的銷量卻一直沒有大的起色,甚至徘徊不前。
怎么回事?不久,廣州團隊發來了調研報告,原來很多人寧肯找各種土方法治療,就是不去醫院,“不是怕多花錢,而是難于啟齒。
”于是,胡季強決定加大啟蒙教育,他讓公關部拍了一系列教育短片,“先看片,再試吃。
”賠了錢怎么辦?胡季強自然心里有數,“吃著癥狀緩解,自然還會到藥房購買。
”第三招,開通熱線服務售前很重要,售后更重要。
對于用過藥的患者,胡季強要求客服7*24小時待命,隨時為客戶解答疑惑,并開展定期回訪制度,“了解患者療效。
”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正是靠著客服熱線電話,為胡季強短時間積攢了幾百萬忠實的客戶。
1997年,巴西傳來喜訊,前列康獲得了藥品博覽會金獎,10多家媒體開始對前列康進行不間斷的報道。
一年后的1998年,前列康更是通過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的認證,第一批空運出口的12箱“前列康”在芝加哥口岸順利通關。
美國市場一開頭,日本、德國相繼開放。
這一年,前列康的銷售突破1個億。
2004年4月,康恩貝登陸上交所,胡季強的身價也飆升到12億。
據不完全統計,前列康誕生的30年中,銷量超過了4億瓶。
此后,胡季強再接再厲,相繼研發出治療心腦血管的天保寧,治療腸炎的腸炎寧等50多個品牌。
胡季強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將一個品牌做成行業內的老大,然后再去推另一個品牌。
如今,胡季強手里光過億銷量的藥品就不下10個。
2011年,胡季強向大健康邁進,他在云南建立了種植基地,銀杏種植提取,除蟲菊種植,微藻養殖.....如今,康恩貝一年的銷售規模突破110億。
在胡季強的字典里,企業的 “企”字上面是一個“人”,下面是一個“止”,“如果把人去掉了,企業就停止了,”這可能就是胡總成功的秘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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