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這樣一幅情景，此時此刻的硅谷，突然出現了一家投資公司，而且投資額比以往所認知的都要巨大。

其他的投資者不免心生抱怨。

他們說這家公司的合作者都是裝模作樣的人，而且此等行為在推高公司的估值，最終會毀掉風險投資行業。

以上正是2009年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突然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時所產生的反響。

如今，人們對軟銀的愿景基金的談論更加廣泛，這也并不奇怪，因為軟銀正在極其快速地將1000億美元投入到很多公司。

另外，根據該公司首席執行官孫正義所說，馬上還會有1000億美元也將投入市場。

近日，軟銀領投了印度連鎖酒店和客房整合商Oyo的10億融資。

同時軟銀還參與了其它兩宗巨額的交易。

首先領投了房地產科技公司Compass（該公司為住宅地產代理公司開發工具并且最近成立了一個商業經紀部門）的4.5億美元融資。

此外，還領投了初創公司Opendoor的4億美元融資。

如此大量的資本流入到這些私人公司可能會帶來的長期影響是什么呢？軟銀又是如何決定投資對象以及自己的投資人的呢？就在周二晚上，在洛杉磯舉辦的StrictlyVC活動上，我們有幸與軟銀的兩位投資人進行了交談，他們分別是愿景基金的董事總經理Jeff Housenbold（以下簡稱JH）和軟銀投資顧問Anna Lo（以下簡稱AL）。

我們從他們那里了解到了整個的投資過程是如何進行的以及告知了他們一些其他投資者在背后所議論的有關于他們的評論。

接下來，除了一些很基本的數據（軟銀的愿景基金由86人運營，包括9名董事總經理，分布在東京、倫敦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圣卡洛斯；投資周期有14年等），你還會了解到軟銀所不涉足的東西、在向自己的投資者申請批準前軟銀能開出多大的投資額以及那些偽造自己正在與Vision Fund合作的公司會有什么后果。

此外，友情告知：愿景基金有著一些附加條款，禁止其向煙草、槍支和一些特定的其它公司進行投資，當然大多數風險投資公司都是如此。

（我們也與軟銀談論到了是否會為電子煙公司Juul進行投資的問題。

）以下是談話內容：你們是如何決定與哪些公司接觸的?AL：毫無疑問，他們首先得是要各自的市場和地區里的領導者。

我們希望和那些創業者有友好合作關系，所以他們的愿景也要與我們一致。

這些標準與在座的其它風險投資公司并沒有太大的不同。

對于那些公司你們最想知道的是什么？JH：在風險投資業界，我們主要關注后期增長階段。

我們最小的投資額是1億美元。

我們在尋找一些適合產品市場的公司，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一項交易之前這家公司首先要有足夠的營收以及吸引力。

這也取決于什么行業和什么類型的公司。

指標可以是成交總額也可以是純收入。

如果是軟件企業，那么也可以是他們擁有的客戶的多少、收入的多樣化程度以及重復率和留存率的高低。

但是同時我們也在尋找那些成長非常迅速并且能夠以差異化的方式配置大量資本來獲取新客戶、市場份額、進入新地區、擴大產品組合或進入鄰近市場的公司。

你怎么看待第一通電話？我能夠想象當那些公司接到你們的電話時那種又驚喜又緊張的神情，因為很明顯你們是在某個領域尋找投資對象，所以不太可能只與他們一家公司進行溝通。

JH：首先，我們會進行總體的研究，并圍繞特定領域進行戰略假設，以及了解技術如何影響該領域并推動創新。

比如說，在房地產領域，我們對80多家不同的公司進行了調查，并且涉及到了價值鏈的不同方面。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了哪些是已經穩定了的公司、那些是新興公司、哪些是正在對自身進行差異化的公司、哪些是具有吸引力的公司。

然后我們就差不多知道了在這條價值鏈中有價值的幾家公司并動身與他們聯系。

另外，如果你有了一筆巨大的融資，就會收到很多我們的電話。

人們稱我們為機會主義。

有時候我們會這么說，“我們八個月前就了解過那家公司了；現在應該再重新審視一下。

”因為現在有了一個新的投資人加入，或者這家公司變得更有吸引力，又或者他們完成了他們告訴我們的合并，將每年2000萬美元的經常性收入變成了現在的1億美元。

然后我們會回過頭來重新和這些公司溝通畢竟他們向我們打過電話。

AL：我們還在尋找新興市場中成功的電子商務模式。

比如就收入上漲和移動網絡應用而言，中國有著一些顯現出獨特特征的模式。

JH：你們在媒體上所能看到的東西，有一半都是假的。

有些公司現在在投資意向書上用我們的名聲來制造競爭壓力，然而我們聽都沒聽說過這些公司。

所以有時我會在媒體上看到諸如這種標題，“我們在某某公司投資了10億美元”，然后我點進去一看，結果一頭霧水。

那樣的公司你們以后都不會考慮投資了么？JH：公司內部人員顯然都不會喜歡那些公司了。

愿景基金內部的決策過程是怎樣的？你們是會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么？JH：舉個例子，我的團隊負責消費者和地產方面的交易。

如果我們對某筆交易很感興趣的話，我們就會下很大功夫。

我們會與其管理團隊會面，從里到外、從外到內的對其進行研究調查，然后我們會得出一個投資結論。

如果我們團隊有了一個結論，我們就會把它給管理合伙人看，然后把那家公司的管理團隊叫回來與我們見面。

如果沒有什么太大的疑問，我們就將這筆交易放到全球交易電話會議上談。

這場會議是我們全球的合伙人每周一次的例會，主要談談我們的投資項目。

Masa（孫正義）基本上都會在列，然后每次還會這么說，“我很感興趣。

把那個企業家帶到日本來。

”所以Masa見過每個我們投資過的企業家，這也很不錯，因為他是個聰明的人…他有著驚人的模式識別能力。

但是真正令人驚奇的是，他無所畏懼。

他會和那位企業家坐在一起然后說，“我很喜歡你們提出的概念。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幫你清除障礙會怎么樣？”或者“如果資金充裕你會怎么做”又或者“如果我們明天能給你一個首席財務官、首席營銷官和首席運營官的話你覺得如何，你又會憑借他們做哪些不同的事？”在旁邊聽他們的對話真的非常有趣。

然后如果Masa說，“很棒，我很感興趣，那繼續加油，”那么我們就進入投資委員會做確認性的盡職調查的步驟，最后完成整筆交易。

《華爾街日報》談到Masa的才華，但是也把他描繪成了一個容易沖動的人。

上面寫道他對一家公司感到興奮然后馬上就會擬定交易條款，不會給其它人留下些許機會。

這種情況有經常發生么？會不會讓你很抓狂？AL：所有公司都需要經過各種考驗，包括盡職調查過程、投資委員會會議、有時還有許多后續問題，當然還有監管部門的批準。

JH：有時候會有這樣的變化：我們從來不讓一家我們還沒有擬定好交易條款的公司去見Masa。

但有時在對公司各指標進行測定時，Masa會說，“如果你們能力更強、辦事更快呢？”然后他會將原本要投資的3億美元放在一邊，繼續說“你們有能力合理應用5億美元么？有了這5個億你們的商業計劃是怎么樣的？”這就是我要說的有時會產生的條款變化。

因為在那種時候，他能讓對方想到，“如果我們收購了你的競爭對手然后迅速行動你們怎么辦？如果我們迅速帶你去日本你有什么想法呢？”所以交易條款經常變更，正是因為Masa這種更為寬廣的世界觀以及由此給其管理團隊帶來的挑戰。

如果你們想要一些Masa不想要的東西或者說如果他想要一些你們管理團隊不想要的東西，他能被你們說服么？JH：Masa是個行動派。

但他做事也是依據事實還有其智慧的。

所以我做過這樣的幾筆交易，一開始他說，“好吧，我不是很理解。

”然后我說“好吧，看來我在很好地解釋為什么我們對這項投資這么有信心上還沒下足功夫。

”然后他會接著對我說，“那你回來跟我說吧，這樣我能夠更加了解它的方方面面。

”還有很多例子，有一次他說，“我在一場會議上遇到一位企業家，我覺得他們很了不起。

我想要投資他們。

”這不是在命令我們去進行投資。

那是叫我們去對那家公司進行調查的意思。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工作了，通過嚴格的分析去審查這家私人公司然后再匯報給Masa。

關于他對某些事情感到興奮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每次我們都會說，“要知道，這些技術真的沒法擴大規模。

”或者，“這是家很不錯的公司，但是我們找到了規模小一點的但是更好的公司，并且它還擁有更好的技術、更好的管理團隊、更好的市場策略和更好的執行力。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投資后者，因為它會在14月內就超越前者。

”然后Masa對于我們的觀點也很包容。

如果我們對那家公司足夠了解并能提供事實，Masa還是很樂意改變自己的觀點的。

與其他國家相比，愿景基金會有多少資金部署在美國，以及會如何提前規劃?AL：我們會和私募股權的配置方式非常一致。

擁有最大的風險投資和私人股本生態系統的可以說是美國和中國。

我我們投資的30多家公司中，美國與非美國公司差不多一半一半。

根據目前我們的預測，東南亞和中東將是我們未來的投資重點。

但是投資額應該不會像中國那么大，因為在中國建設大規模行業需要的資金特別大。

你們打算在一家公司擁有多少比例的股份？我之前聽說是15%到20%，但考慮到你們的巨大的投資額，這很讓人困惑。

JH：我們倒沒有設立明確的目標。

我們現在處于后期階段，所以我們希望擁有少數的有意義的股權。

所以我們沒有想到要擁有15%或者20%到35%的股份這么深入。